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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论文学史观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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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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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至“五四”以后才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意识。进化论本来是达尔文用来描述自然界“演进”的逻辑框架和动力原则，当它被应用到社会和历史中时，人类社会也被想象为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价段不断发展的“演讲”历程，所谓历史就是这个演进历程的代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进化论历史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观念。由于将社会类型及发展阶段区分为“高级的”、“先进的”和“低级的”、“落后的”，后者又必然被前者所取代，进化论历史观就在实际上将一个本来在动物界才适用的原则，即弱肉强食的原则转移到人类社会上。由此出发，任何社会、组织或主义只要能在理论上使自己处于代表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位置上，就会获得取代比它“落后”的社会、组织或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它就有理由被别的更“先进”的东西所取代。“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进化色彩的概念，它也因此获得了似乎无须证明的巨大威力。革命文学史观便是将“革命”与否作为判断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是否“先进”、是否应予批判或剔除的标准。在革命文学史观的观照下，“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被描述成一个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学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再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向前或进步的，方向感极强的过程。主体论文学史观虽然把直接的政治因素从文学身上剥离开去，但它非但没有触动这种线型历史观，反而占据了原先被革命文学史观所占据的位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首先将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归结为一个实质上不断向前的“进程”。它所赋予这个“进程”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很显然，在这里，“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新的”和“旧的”之间，形成了一组有价值等级区分的对应和演进关系。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通过对既往研究范畴的间接批评，实际上使自身处在了研究发展的“最前沿”。当它的创造者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的概念中“蕴含了通往二十一世纪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明白无误地宣示自身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革命文学史观也是以同样自信的声音宣布自己是历史的代言人。
第二，和20世纪30、40年代革命文学史观的诞生和流行一样，主体性文艺学和文学史观的诞生和流行也是时代的产物。作为新启蒙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范畴中蕴含着极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时代特征，因而，当它所赖以形成的时代语境逐渐消失以后，它必然成为后来者质疑的对象。主体性文艺学和文学史观与时代的联系表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如陶东风所指出的，“80年代美学文艺学热、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热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在于它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革命)的急先锋。”[23]这就是说，当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极力将文学从政治中剥离开来时，它自身却仍然是政治性的一种表现。文统、道统和政统之间从来都不是漠不相关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借着“人的主体性”和“文的独立性”来反对革命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实际上就是通过瓦解承载“革命”之道的文统来瓦解建立在这种道统之上、在建国后因各种原因已经趋于封建化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在80年代前期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这一内在诉求恰好配合、满足了“改革派”通过批判和否定“凡是派”而给自身寻找合法性存在理由的需要，这种政治与文学的共谋关系不但使包括主体性理论在内的新启蒙主义——它的主张实际上超过了从政治上否定“文革”的需要而威胁到政权本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可以暂时存在，而且可以跻身到“思想解放”的旗帜下而成为“新时期”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这种政治需要的弱化，主体性理论对政权存在之意识形态基础的威胁逐渐显现，由此而导致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它首先从政治上经历了第一次重创；1992年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而导致的社会生活的迅速世俗化，又使主体性理论因为无法继续为这种社会变化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而遭到第二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重创——它失去了自己的读者和听众。遭到这两次重创之后的主体性理论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无论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需要一个新的、能够更有效地阐释人们精神生活变化的范畴。
主体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与时代精神的第二层联系，是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真正的社会性质。如前所言，这种“在‘现代’的旗帜下，通过把自身理解为‘人’的代表，通过在哲学上要求‘完整的’人性，在美学和文学上要求摆脱‘外在目的’制约的充分的自律性”的思想，“只不过是新兴市民群体的发展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先声，是新兴市民阶层借由对旧意识形态领域的否定而启动的思想和情感领域内的自我启蒙。”近代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或市民社会诞生并发展于以跨地区自由贸易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维持市场存在的基础，是商品能够进行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前提，是这种交换不但是自由的，而且交换的双方是平等的。资本主义的这种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折射，即是在政治上要求平等、自由的人权，在哲学上要求“人”的“主体性”，在文学(审美)上要求“文的独立性”(审美无功利)；反过来，正是对文的“独立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追求，提供了资产阶级在审美和情感领域内自我启蒙的基础，即把自己理解为真正的“人”的代表。优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已经详细地论证了早期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文学而实现自我启蒙并进而将其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就中国而言，从70年代末开始启动的改革，其实质就是对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而调整的结果，是社会自主领域的逐渐扩大和国家权力的逐步退让。伴随着经济领域自主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强，在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市民阶层，而这个阶层一经出现，就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求属于自己的声音，以便从理论上为自身存在寻找根据。当然，在这个阶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具体的意识形态要求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始全面进入城市并真正触动计划经济坚冰的发轫期，也是新兴市民在经过最初几年的积累之后开始初步形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发轫期。和历史上的市民阶级发轫期相同，这个粗具雏形的阶层——它还远未成为一个阶级——也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自我启蒙和自我理解。于是，就像历史上曾经的启蒙运动一样，通过强调“人的主体性”和“文的独立性”，这个新兴阶层又一次在“反专制”和“反封建”的叙述中完成了自己关于平等、自由、独立的意识形态言说。但是，同样，当这个言说在理论上已经初步完成，当这个阶层在90年代以后持续迅速发展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时，原有的作为启蒙而提出的旧范畴就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需要，而一当这个时候来临，这个旧范畴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五、余论：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精神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革命文学史观还是主体论文学史观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指出这些缺陷的目的，不是否认这些文学史观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作为曾经存在并发挥过巨大影响力的理论力量，它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它们对历史的巨大作用都是无法否认的；反思的目的，只是要为我们今天关于文学史的认识提供借鉴。
正在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告诉我们，任何历史写作都不可能是历史的“客观呈现”，因为：虽然存在着作为“事实”的各种历史事件，但一当我们要对“历史”进行某种“研究”或“叙述”，也就是说，想去了解“历史”，就必然要使历史屈从于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模式。历史研究不可能也不会是单纯而任意的事实罗列，即使是看上去不具备任何理论模式的历史编纂学，也不过是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相应物与意象，因为“客观‘事实’的概念本身就是理论建构”[24]。
这样，任何历史研究就在实际上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目的总是以寻求“历史的真相”或“本质”为取向，人们总是要使充满差异、偶变和不确定性的历史秩序化以求得对历史的某种“把握”；另一方面，每一种这样的“把握”和“理解”都会因为要在某一预设前提下对历史事实进行分类、取舍、整理而丧失掉历史的“客观性”。传统历史诗学的研究方式——比如革命文学史观以及主体论文学史观——之所以不能使我们满意，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在描述文学历史时，为了寻求对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现象的某种终极性解释，总是把充满差异和不和谐音的文学现象简化为某种同质、连贯、稳定、和谐的“秩序”或“整体”，从而使丰富复杂的文学活动蜕变为某一预设理论的注脚。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文学史研究呢?在我看来，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精神，不是体现在要将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秩序化”并纳入到某种既定的历史阐释框架中，并把这样所得到的某个结论宣布为“真理”，而是要对每一种叙述或阐释本身进行追问：应该研究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叙述”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一种“解释话语”是如何与那些与它相关的其它各种“话语”互相作用的。要时刻认识到：我们所自以为客观的或科学的批评与研究其实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是不同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因此，应该对各种自以为或宣称为“客观中立”的研究行为进行反思，以清醒意识到每一种研究行为的历史性，意识到我们对“过去”的任何描述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立场相联系，意识到“我们同过去交往时必须要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总是要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25]。在这里，尤其是要抛弃线状的、进化论或目的论的、本原论的历史观，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下，丰富复杂、生动活泼的历史总是被强制筛选并被强行纳入某种预设的理论框架之中。文学史研究应该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和资本主义产生之关系的方式，或者福柯所宣称的“知识考古学”的方式，不是在一个预设的“未来”的前提下，而是在不时地质疑和反思自己在批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在各种相关话语或事件互相作用的基础上，“重建”某一具体文学事件所可能发生的具体语境，唯其如此，文学史研究才能更好地领会到“历史”的复杂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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