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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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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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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参考胡透《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等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参考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广铭）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以下简称《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载《泽泻集》，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该书）。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指张岱等——引者注）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1-382）。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7-389）。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90-392）。
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课程：
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690-694）
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吾看法的改变可能是受容肇祖《李卓吾评传》的影响，也是一种事后追认罢。三、知堂明确说出追溯源流的意见是“由假定而渐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新文学的本土根源，从而使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取得合法地位。
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三十年代初期，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近代即指明清。以“近代”一词专指明清时期的用法，似受日本学界影响，如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编明清部分即称《中国近世戏曲史》。当然青木也非首倡者，日本汉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就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分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在日本，一般是把‘近代’这个词作为具有人类解放、光明的、肯定的意义加以接受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页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日本的这一用法也是从西欧移入的，即指中世纪以后的那个时段。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不少学者认同了这一用法，如周作人集中多次出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把明中后期以后称为近代。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时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近年来海外学人如余英时、刘广京、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新的倾向，如公私观念的区分，对居间社会的重视，对商业的重视等，都具有近代社会的性质。另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也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即出现启蒙思想，亦即具有近代性。所有这一切可以证明，“五四”新文学的追宗晚明不是盲目的。
二
当时作为师大学生的任访秋（维ｋūｎ＠⑩）由于受到周氏散文中一些论公安派文章的影响，而阅读三袁作品。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在同篇文章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师大图书丛刊》2卷3期，1932）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袁中郎研究》页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直到1983年才出版。
胡适是较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朱自清认为小品文受西方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传统的影响，并以周作人为例，说明他受外国的影响超过中国（《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1926。收入李宁编《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曾专列“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一章，对外来文学的影响给予特别的重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可见，他不会认同周氏的追宗晚明说。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就非常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反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他说：
公安竟陵是注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者似是注重社会的文化的载道派（暂时不妨承认有所谓言志派、载道派），所以新文学运动，有时被人从广义的说，称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收入《小品文与漫画》，1935）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同盟。他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指公安、竟陵——引者注）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有不为斋随笔》，《论语》半月刊15期，1933）他标榜晚明文学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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