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与韩国虽然同样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但对同样的儒学文本却做出了现实的不同诠释。这种结果是由两个主体的不同文化机质引发的:日本尚武，韩国崇文；日本是地域分割的有序组织，韩国是依赖血缘的无序社会；日本是以忠为先的主从秩序，韩国是以孝为先的父子序列；日本是基于人为的他律文化，韩国是基于自然主义的自律文化。
 
【关键词】 日本 韩国 文化机质 特色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也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它养育了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古代文明；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东亚儒家文化圈”。所以，儒学虽然发生发展于中国而使中国成为这一文化之“源”，但如果没有东亚儒家文化之“流”，则不能构成人类的普遍主义文化。

    东亚儒家文化圈由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构成，儒学的典型形态即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形态。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原创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日本和韩国 作为接受儒家文化的子文化，又恰好将儒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方面各自做了极大发挥，从而将儒家文化内在的各种文本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中做出了现实的多种诠释。因此，解读了日本、韩国的儒家文化，可以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谈真正的儒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有必然的联系，缺少任何一国都将丧失其整体意义。但目前学界较少有人将东亚儒家文化当作宏观整体来审视，特别是较少注意到日本与韩国儒学比较的深层意义。其实，日本和韩国儒学正好是中国之“源”在日本、韩国之“流”的文化中表现为两端的典型形态。因此，通过日本儒学看韩国或通过韩国儒学看日本都将有助于更准确、更清晰地分析出中日韩三国儒家文化的本质特色和儒家文化作为普世文化的整体面貌。

    本文基于这种认识，为更深层地剖析日本与韩国儒学的本质特色，仅就日本与韩国文化机质的不同特色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可以说，迄今最受欢迎的传统文学在日本要属《忠臣藏》，在韩国则是《春香传》。这两部深受人民喜爱的文学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与韩国的文化特色。

    《忠臣藏》又名《四十七义士》。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它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叙述诗”，它不断传布、翻印并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如此强烈地拨动日本人心弦的故事是讲日本赤穗藩47名义士为自己的主君报仇的事。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各地大名要定期到江户觐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觐见仪式，赤穗藩浅野侯是其中之一。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大名，不懂仪式礼节，不得不向在幕府中任职、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因浅野侯不谙世事，未向吉良侯赠送重礼，而另一位送了，吉良侯因此故意让浅野侯在仪式上出了丑。浅野侯发现自己受到了侮辱，当即在大厅拔刀刺伤了吉良侯。按当时的法律，在将军殿动武是犯死罪。浅野侯为此剖腹自杀。浅野侯的47名家臣，誓为主君报仇。他们为了筹集复仇的资金，不惜把妻子卖作妓女、杀掉岳父、砍死得知复仇计划的妹妹……如此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将吉良侯的首级祭奠于浅野侯的墓前。 47名义士终于为主君报了仇，但这一行为又违反了当时未事先呈报就进行复仇的幕府法律，47名义士一同剖腹自杀殉法。

    《春香传》是韩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先在民间流传，18世纪末加工整理成小说。目前已被编成唱剧、话剧演出。两次拍成电影，并被译成中文、日文、英文、法文介绍到许多国家。小说描写的是李氏朝鲜时期的一对男女青年充满波折的爱情故事。全罗道南原府使李翰林之子李梦龙于端阳节去广寒楼游玩，与艺妓月梅之女春香邂逅，两人一见 论钟情，私订终身。不久，李翰林升迁进京，李梦龙慑于父母的封建门第观念，未敢将约婚之事告诉父母，忍痛与春香泪别。新任南原府使卞使道荒淫无度，凶狠残暴，见春香姿色不凡，逼她作其侍妾。春香坚守贞洁，宁死不从。卞使道恼羞成怒，将春香定为死罪关进南原监牢。李梦龙在京城刻苦读书，终于考中太平科状元并及第，官授全罗道暗行御使。他在巡查途中，闻知春香含冤入狱，急速赶到南原。先以乞丐打扮来到岳母月梅面前讨食，并谎称自己科举失败。一心盼着女婿状元及第回来救出女儿的月梅，看着讨食的女婿狼吞虎咽的狼狈相，忍无可忍，将他赶出大门。被赶出大门的李梦龙，又以乞丐打扮来到牢窗前暗中探望春香。同样一心盼望夫君功成名就救她出狱的春香，看到衣衫褴褛的丈夫，决意欣然赴死。春香的死期定在卞使道的生日酒宴那天。生日酒宴正酣时，乞丐打扮的李梦龙来到酒宴企求酒肉。尽管是穷困潦倒的样子，但卞使道嗅出了秀才气息，便赐酒并让他题诗助兴。李梦龙随即吟出“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的谴责诗惊动全场，然后公开自己暗行御使的身份，惩处卞使道，救出春香。

    这两部广为民众传唱的传统文学作品，真实生动地体现了日本与韩国一武一文的文化特色。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武士，一个是秀才；内容一个是集团复仇，一个是个人爱情；动用的工具一个是刀，一个是笔。《忠臣藏》自始至终充满了刀光剑影:受辱、报复、报主君之仇和服从幕府法律等一系列环节都是通过“刀”来完成的。与《忠臣藏》的这种路径相反，《春香传》的主人公李梦龙闷在家里读书、走出家门与春香做诗挑逗、寒窗苦读中科举、在酒宴上也以诗威慑全场，整个过程都是通过“笔”一步一步达到目的的。

    两国的历史发展也是这样。韩国在日本选择举剑的路向时选择了挥笔的道路。日本于平安中期的939年发生平将门之乱 ，地方武士团试图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韩国几乎于同时的958年实行科举制，决定性地走向文治主义。日本从弥生时代开始就不断有移民和开拓，9世纪开始武士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到12世纪镰仓幕府建立，持刀的武士成为实际的统治者。15世纪至16世纪进入腥风血雨的战国时代。德川幕府时期，尽管采取了文治方式，但统治者是佩刀的武士官僚，武士道成为其文化的基本精神。反观韩国，尚武的驰骋于广阔而强大的高句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具有“花郎”、“风月”特色的新罗，维系千年，奠定了其民族的文化基调。高丽500年，尽管有过武臣之乱，但基本上是文臣位居武臣之上。李氏朝鲜500多年，更是“圣人之学”一统天下，就连国王也要受制于文人的话语霸权。创造朝鲜文字的世宗（1419—1450在位），比创建高丽王朝的王建和李氏朝鲜的李成桂都更受到仰慕而成为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在韩国至今称自己的丈夫为“???”（书房您），丈母娘称女婿为某某“?? ”（书房）。据延边大学朝鲜语言教授们所言，这个词并不是从汉字词来的，是朝鲜民族自己的语言，但很久以前开始用汉字“书房”表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古代朝鲜的文治主义社会中，两班阶层的男人大都在书房的寒窗苦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们的命运不像日本的武士那样与刀共命运而大都与“书房”相联系的缘故。

二

    可见，日本是一个“武”治社会，韩国是一个“文”治社会。“武”治社会的特点是人为设定的等级差别，“文”治社会的特点是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尊卑序列。

    古代朝鲜的村庄基本上是以亲族血缘为中心、以对祖先之情为基础形成的自然村庄。这种以亲情凝聚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自律的社会。朝鲜的“自然村落一般都有教育（书堂、乡校）、法律（乡约）、金融（契）、互助组（共同劳动）、客栈、酒店等，麦芽糖、酒、副食等都自给自足” ，维系这种社会的权威不是武力，也不是财富，而是“”（长者）和侍奉长者为本分的伦理意识。所谓长者，乃是年龄上的长辈加人格上的有德者。“朝鲜的所有阶层，所有地域或单位都有‘长者'。正因为有了把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当作自己责任的长者和把 论侍奉这样的长者当作基本生活伦理的文化” ，朝鲜朝才以1000多人的极少数官吏 和极微弱的兵力 维持了500年的统治。朝鲜“在大都市汉城和七万个自然村落之间，除少数的官吏集团以外没有中间社会” 。“官吏的数目也惊人地少。统治全罗道济州道的官吏不到100名。统治朝鲜八道的一线官吏不到1000名，真正是个由很少的官吏领导的国家。” 这是朝鲜时代统治阶层的最大特点。朝鲜的官僚阶层不过是一君的代言人，他们在理论上并不构成实际的权力集团。可见，朝鲜是以自然主义、自律主义为基础的社会。

    日本则不同。日本是人为组织化的社会，日本的地形条件，从一开始就把人们天然地分割成一块块的地域集团村落，地域之间又人为地划定了明确的村界。村界内部都是自己组织化的社会。德川时期，日本的自然部落与幕府将军之间有一个相当独立的、数量可观的中间统治层，即近270个以领主为中心的武士团，他们在形式上虽然臣服于将军，但在本质上是实际的权力集团 。正是他们具体地操纵着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至明治维新时，这种武士团和官吏的数目达180万。180万吃俸禄的集团统治社会的日本，与只有1000名吃俸禄的官吏君临全国的朝鲜相比，日本可谓是一个完全人为地组织化了的社会。

三

    古代朝鲜的自然主义社会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 血缘家族内部只有自然秩序而无人为组织，只有父子尊卑而没有上下等级。尊卑无形，不像上下等级那样具体。因此，朝鲜相对而言是一个没有上下等级的平面（或网络式）社会。这种平面社会建立在血缘家族原理之上。我们说家或家族是确立人与人关系的最初形式，而朝鲜和日本的家或家族的概念含义不同。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对“家”的见解已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在《日本社会和中国》一文中说:“对于日本的家来说，由血缘或配偶关系结成的、人的群体的存在仅只是家的质料，其上作为形象，还有家业、家名等固有的目的，即与人的生死无关的、要求人们为之奋斗献身又使人们享受其恩的永存的目的。正因为家的概念中，包含了这种家自身的价值、目的等因素，当时就产生了作为其体现者的家的‘当主'概念。当然也出现了‘家的继承'这样的用语，并以此来表示当主的交替……这些意识的表现形态，虽因时代而变迁，但是基本上从氏族时代的往昔直至战前的民法，都不曾从我们的头脑中失掉。”就是说，日本的“家”是“超越家族成员的生死而存在、经营家业和家产的经营体”。这种经营体比家族血缘更重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业”，他们虽然以宗族血缘为核心，但更以“家业”为凝聚点。

    这样的“家”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但也容纳了非血缘关系。因为“家”与“业”联系在一起，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家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需要不断地充实人力与技术上的不足来保证人、财、技术以及社会职业上的世代继承，所以它不可能仅靠自己实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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