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不同，朝鲜的宗法家族及其家族群体主要建立在纯血缘基础之上，他们最重视的是纯血缘上的人的生死去留。“在传统的观点上， （朝鲜的）家是从过去的祖宗到未来的子孙相联系的永续集团。由此，家最关心如何维持和发展祖宗的伟业并传给后代。具体地说，是靠祭祀继承祖宗观念，维持和扩大家产，生产能够继承这些的男性子孙” 。可见，朝鲜的“家”首先是人，即家族之人的生产单位，而不像日本那样是家业的经营体，因此，血缘是共同体的最重要因素，血缘关系优先于其他社会的、地理的条件。不管是贵族还是奴婢，一般都不会轻易改变标志血缘的姓。女人嫁人，日本改夫姓，朝鲜则不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可变的。朝鲜也有养子、入赘女婿、“亲戚父子关系”等存在，但目的不是为了家这个整体的现世利益，而是为了使个人的男性血统不至于中断。因此，血缘系谱上的人的生死去留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

    以血缘为基本条件，必然导致封闭性和排他性。这种情况中国也一样，但朝鲜表现得更强一些。因此，朝鲜的家或家族的规模都很小。朝鲜文学中就找不到像中国《红楼梦》中贾府这样的大家族。李朝时“包括奴婢等非家族成员，每户平均人口4—5人。这种状况从17世纪后叶至19世纪中叶没有太大的变化”。“以直系家族为理想”。“结婚的次子以下的人，很少有与他的配偶一起生活在父母家的情况”。 这是较为彻底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在这种彻底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另一面，还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即直系血缘上的小规模与分支血缘上的大联系。“家由长子继承，次子以下结婚就分家。长子继承的家为‘大家'，次子以下新成立的家为‘小家'。如此，以共同祖先连接起来的大家和小家就成为同族，同族一般就近居住，相互亲密协作。换句话说，同族是一个大的家族，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扩大适用于同族关系中。” 就是说，朝鲜的“大家”与“小家”，在具体的“量”上虽有差别，但在“质”上没有差异，即他们在经济上基本独立，在人格上基本平等，而不像日本的“本家”与“分家”那样，经济上“分家”依附于“本家”，社会地位“分家”绝对在“本家”之下。这样，朝鲜直系家族的封闭性与排他性虽然很强，但分支家族间的联系又非常紧密。

    这就是朝鲜历史血缘继承上的纵式和现实血缘关系上的网络式，它的内容正好与日本历史血缘继承上的网络式（比较而言的）与现世经营体内部人际关系的纵式相反。

四

    由于日本的经营群体和朝鲜的家族群体内部结构如此不同，它所通行的伦理价值也不同。首先，日本是主从序列，朝鲜是父子序列。父子序列是先天资格决定的，与生俱来的，是不以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的一种恒定价值。它不像主从序列那样是后天的安排，随着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其次，父子序列的基础是亲情，主从序列的基础是契约。父子亲情在形式上非常严格，在内容上则非常松散。形式上子必须唯父是从，但在内容上父与子骨肉相依，平等相爱，生死不离。而契约关系就不然。契约关系的形成在形式上并不很严密，如本家无力保障分家的生活条件，分家便以别的富裕家庭为本家，编入其亲属组织之内，构成新的庇护与服务关系。但在内容上契约关系非常严格，即双方必须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一旦这种责任与义务得不到履行时，主从关系就要破裂。再次，父子伦理以孝为上，主从伦理以忠为先。
在朝鲜，“孝”是生活的指导原理，是优先于其他价值的绝对价值。因此，在朝鲜通行三年丧。父母去世，在坟前作窝，早晚发哭声，不梳头，不更衣，不吃肉，不同房。这种孝行还要受到国王的嘉奖。朝鲜朝末期的义兵队长李麟荣得到父亲的讣告后甚至当即停止作战，回到故里守三年丧。这一事例作为朝鲜儒者以孝为上的典型例子常被提起。1895年，朝鲜国王发布《断发令》时，全国的两班誓死反对，理由就是头可断，父母给的发肤不能丢!尽管迂腐，但这就是朝鲜儒学者恪守孝道的顽固不化像。在日本则不同。日本人为了“忠”可以“大义灭 论亲”。“大义灭亲”的含义在朝鲜主要是面对是非正义，而日本主要是面对与主人的“契约”:平安末期的武将源义朝协助平清盛与其生父源为义作战，获胜并最终假部下之手杀死生父及源氏同族多人；平清盛杀死伯父忠正；德川家康受织田信长之命义无反顾地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嫡子。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发生“弃亲”事件 ，甚至儒学者可以把它归罪于“饥馑”这样的客观条件而视其为无罪，等等。

    孝来自于父子“天合”之必然。与此相比，忠则是主从“义合”使然。“忠”作为武士的最高道德，始于镰仓时代。镰仓幕府的第一代将军源赖朝（1147—1199年），在开创幕府的过程中，为获得武士团的永久支持，建立了御家人制度，宣布效忠于自己的武士为“御家人”。御家人对主君负有以军役为主的各种义务，作为回报，主君赐给他们一定的领地及由主君确认的私有庄园的所有权，根据领地的多寡，受赐者向主君承担或多或少的财政负担。忠就建立在这种“义合”的基础之上。

    父子原理是温热的、无原则的，与社会的价值实现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任何情况都无法改变一个人在血缘家族中的身份资格。朝鲜两班社会造就了那么多一辈子只读书不创造任何生产价值的“书房您”的原因就在这里。与此相比，主从原理是冷酷的，与社会的价值实现相联系。所以，在日本，如果谁在社会中失败，家也不是温暖的归宿。

五

    总之，日本历史上总体是实力割据，权力分散，朝廷幕藩是多中心的。各中心内部的人际关系又是以严格而具体的主从上下等级构成。中国的科举制度最终也未能成为日本“官僚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也和日本社会的这种结构有相当的联系。科举制的原则是个人的公平竞争，竞争需要充分自由的个人而日本没有这种自由的个人，每个人都从属于家的集团和从事的行业，每个人的身份、职业是世袭的，离开它就成为无家可归的浪人。因此，对一个个体人来讲，他不是充分自由的个人，也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可去，科举制当然不能在这种社会中建立起来。而朝鲜则不同。朝鲜社会是在一君之下由无数的血缘家族构成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是一种横向展现的平面结构。这种结构，极适合普遍理念与统一模式的建立。朝鲜儒家思想文化表现出来的唯朱子学化、理念型、论辩性的特点就是与朝鲜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相联系的产物。

    日本根据地形条件，组成人为的地域集团，集团间界限明确，区别对立。在这种地域集团社会中，又以后天的生存关系构成主从或上下等级秩序。而朝鲜则按照自然给予的地形地理条件，形成平等、散在、界限模糊的自然村庄。在这种自然村庄内，又以自然血缘、长幼秩序形成了自律社会。因此，日本的地方割据、政治中心和权力机关分散的状态，不适合一元化管理，无法纳入一元系统。而像朝鲜那样的平等、散在、界限模糊的自然村庄适合一元化管理，朝鲜建立了中央大一统集权制，土地制度、政治制度都被纳入到大一统的一元化管理中；这样，在日本的多元序列中，土地是“地主”私有，百姓是“国家”公民，单位是家业集团，行动的价值主体是组织。而在朝鲜的一元序列中，土地是国家公有，百姓是社会公民，单位是血缘家庭，行动的价值主体是个人。

    这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又引发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日本更多地发展了技术文化而追求具体实力的提高，那么朝鲜则更多地发展了精神文化而追求普遍的个体人格的完成。这样，在日本以实力、武功、技艺为尺度而容不得争辩，培养出等级森严、顺从大势、忠于职守、勇于献身的行动文化。而在朝鲜则形成了文治、文班、文人、文笔、话语的霸权，培养出遵守尊卑秩序、服从道德命令、宁死不屈志操的个体人格精神。

    符合上述文化特点，日本和朝鲜在吸收儒学时，按照自己机体的需要，做了不同的筛选:朝鲜较多地选择了儒学中的“仁”、“义”、“理”、“性”等这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终极层次的内容，而日本恰好舍弃这些部分，更多地吸收了“忠”、“信”、“诚”等具体的中间层次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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