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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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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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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需要，因而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文化；儒家文化和民主、科学的价值观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陈独秀认为，当时许多人将孔子和后儒相区分，展开关于“真孔子”和“假孔子”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万事不如人。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下，中国的一切传统都在摒弃之列：家庭、姓名、文言文等等，甚至汉字也应该拼音化。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与传统价值观不可分离。
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此无需赘论。但是应当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简单地看待传统，进而企图以一种“主义”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普遍价值，作为解决现代化和文化认同的途径，这种取向显然是忽视了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中国人已经将儒家价值观作为无需证明的真理（天理），因此以儒家的观念来判断是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感觉曾给中国人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感受。但新制度和文化习惯之间的冲突却需要新的合法性来化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忽视康有为建立孔教会其中的真正含义。
三、对启蒙的反思：新启蒙中的民族化、中国化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在政治上主要是借鉴西方的政治框架，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始终与儒家观念有所联系。北洋军阀之借助儒学自不待言，一向以“革命”为旗帜的国民党，也以“民族主义”作为其标志性口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首先强调的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强权国家提出的“普遍主义”只是维护他们对弱小民族压迫的垄断地位：“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店2000年版，第39页。）所以，孙中山虽然有时也认为“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但他认为三民主义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时十分强调“三民主义”和儒家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戴季陶以总理遗嘱的正统解释者身份，证明“三民主义”和儒家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他提出三民主义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而这种自信力的基础则在于儒家的价值观：“我确信中山先生的主义最崇高的一点是在他说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981年版，第22、14页。）
蒋介石在建立“三民主义”与儒学的联系方面，比戴季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将三民主义看作是儒家道统的现代体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注：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转引自《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他综合“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的思想，提出了“五大建设”，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认为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武力的强大，关键是国民道德的高超。
但是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并不完全体现在国民党的政治设计中。虽然五权分立和三权分立似乎有些不同，但儒家理想并不真正成为该政权的理想。这种对儒家传统的认同，毋宁说是中国社会向西方政治体制接近时对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的一种寻求。
在学术文化领域中，情况则似乎有些不同。“科玄论战”和社会历史观论战似乎都在证明儒家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即使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也是十分脆弱。比如说现代新儒家完全接受了启蒙的价值观和进步的历史观念：梁漱溟和冯友兰等人都接受了中西之异是古今之别的观点；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等于是在为中国为何没有民主和自由找理由。他们或是将儒家“净化”成心性之学，甚至用儒家的宗教性来证明儒家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或是将儒家解释成与西方价值观一致，来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寻找一点空间。我们虽然能够体会现代新儒家“曲线救儒”的良苦用心，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现代新儒家寻求文化认同的方式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只能使儒家思想沦为启蒙思想的注脚，而难以建立儒学对于社会的干预和对现代制度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压倒一切的主题。于是，政府主导的儒家化倾向和学术领域的保守主义立场，在中国面临日本侵略日趋严重的压力之下转化为一种合力。民族救亡的意识必然增强对于本国精神力量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导引出对于中国本土价值资源的重新认识，这就表现为“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张申府等人则提出在继承启蒙价值的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资源做出正确的评价，以能够在文化价值上回归，重构中国的文化认同。于是，反思启蒙思潮的“新启蒙”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的方式。
史料表明，发表于1935年1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与当时国民党的宣传策略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姿态，我们可以认为是国民党政权试图进一步丰富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内容，而淡化其中西方的和苏俄的影响。但如果是作为知识阶层一种回应时代需要而作的思考，则应视之为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对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思考。“本位文化”论强调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去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被吸收了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方法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所接受，他们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注：关于张氏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观，可参看干春松：《张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观》，《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后来，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还将这种思路发展成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提出“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表面上看是对当时出现的尊孔和复古观念的回应，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启蒙，即“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注：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而参加过“五四”启蒙运动的张申府，则明确提出要矫正当时的偏激立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注：张申府：《论中国化》，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8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正像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总结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基本状况，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指出只有这样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依据：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8页。）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同时又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较之当时的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或官方儒家的保守立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符合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诉求。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对于科学理性精神（主客观相统一）的追求，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隐含的民主意识。“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排除了王明等人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法，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成为主导性观念，中国的民族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重构的现代性”对于“移植的现代性”的胜利，昭示了“重构”、“结合”、“创造”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思想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尤其是它吸取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展现了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可以说，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内的毛泽东思想既主张“洋为中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主张“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把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包含着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内的毛泽东思想，既科学地指明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之路（这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代表着现代性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注：霍布斯鲍姆（1990年），转引自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又展示了“解放”之后的社会理想，它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四、当代中国经验和对文化认同的追求
中国现代化建设遭遇重大挫折，尤其发生了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毛泽东的有些探索也并不成功。然而，挫折与成功一起积累成丰富的经验。邓小平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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