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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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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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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之路的新探索，使现代性内涵在科技发展、体制改革、民主建设等制度安排方面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推进。
在当代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而有所增强，同时又面临新的重大挑战。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利益主体多样化，带来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促使文化呈现多元化和差异性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创造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注：[英]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媒介的发展，使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领土疆域，制造着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尽管我们不同意“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尤其是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认同危机正越来越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文化成为一种抗拒和反思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武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立足于西方文化中心说的立场，自然不能得到经济发展边缘化地区人们的认同。唯一可以被看作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他们提出的本土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在中国比较突出。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回归到现代化道路上。而当时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一度造成人们对于自己文化的否定，典型话语就是蓝色/黄色、海洋/黄土的二分式话语。同时，对自己民族利益和现代化过程中本土性特色的关注，又导致了对于民族思想文化的肯定。因此，保守和激进的争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焦点，并转化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会强化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也越来越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提出了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
对于本土思想资源的认同，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可能是一种对全球化趋向的反叛。确切地说，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反思性的（例如对于传统价值的再认识和再估计）和选择性的（有意识地强调传统中的某一部分，例如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家的超越性以便为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观念提供一种合理性空间）文化行为。因为当我们寻求一种纯粹的“中国性”的时候，所依据的本土思想资源事实上早就是全球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在全球化的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现在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强调，往往只是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回忆”。这种倾向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强调古代观念的超前性和对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出现类似于晚清的“西学中源”说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潜在地蕴涵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理性判断，典型的比如“天人合一”可以拯救人类，等等。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文化认同的矛盾，其实从根本上还是回避了中国当下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创造性思考。
因此，我们强调一种“构造性”的文化认同。当然，我们肯定现代化的目标以及民主、科学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但我们的具体目标则已经由“世界”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寻求合法性依据、为中国人民寻找价值支点的时候，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依据由一成不变的理论转变为对中国特殊性、“中国经验”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和创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理论升华和理论创造的两大成果。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智慧，是一种融会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结合型”、“创造性”、“构造性”的态度。这种认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将这种真理性的检验过程落实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其次，力求避免那种简单的“西化”和“回到古代”的空想，根据中国当下的经验构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样，对于过去的价值观念的认定和评估就会是“构造性”的，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的。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界人士主要通过对文化传统内涵的解释，运用中国化的语言来描述体现中国人价值观基础的国际关系原则，力图通过弘扬民族精神来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建设和发展的态度来建构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例如，江泽民在1997年11月2日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对当今应如何吸收和弘扬传统中华文化作了精辟阐述。他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内容：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注：参见《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则重点强调了“和而不同”的价值：“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注：参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0日。）
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回顾”和“回归”。文化认同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更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在不断地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并不是类似于“中体西用”这样的折衷性方案，关键是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密切回应时代和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可能来自儒家，也可能来自道家或中国其他的思想资源，但必须经过“综合创新”，形成一种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化。
强调本土文化价值的意义，并非是要拒绝全球性的价值。相反，特殊性本身是中国人拥抱世界的一个产物，一种姿态。中国人正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本土经验的重要性。同样，本土思想的价值只有与全球的问题背景相关联，才能生发出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价值来源是多样化和多区域性的，多样性之间的碰撞会导致更多的共享性，而不是独占性或排他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立足中国，不断总结“中国经验”，进行综合创新，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形成体现中国现代性内涵的新的制度安排，指导新的实践，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解决文化认同危机的艰辛探求所得出的结论。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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