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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创立于中国、成长在日本的禅宗,对于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禅不等于禅宗,禅也不等于禅意。……从禅到禅宗,再到禅意,可以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和延伸。”[1]日本或许是世界上拥有庭园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有从1300年前到今天的各式各样的庭园。以日本的特色庭园为切入点,结合禅宗在日本的传播路径,探讨禅意识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把握日本民族的部分特性,并加深对日本民族今昔行为模式的理解。
【关键词】 日本庭园 日本禅 民族性格 影响
日本庭园的发展概况
日本庭园的历史发源于古代神的思想,以神道、佛教、禅等宗教以及各时代的文化为背景流传至今,富有微妙的暗示性和含蓄性。有文字记载的日本庭园是公元620年的飞鸟时代苏我马子庭园,当时受到中国蓬莱仙境的影响,在庭园里挖地造岛。之后,日本庭园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即:华丽富贵(奈良、平安时代)——由繁入简(镰仓、室町时代)——简繁兼顾(安土桃山、江户时代)——东西兼顾(明治时代至今)。
早期的日本庭园受中国山水园林文化的影响,以自然风景式 ①为主体,后经过从精神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国庭园艺术的消化与融合,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审美特色,即强调虚景,重视观念性,以石头、白砂为主体。其中,枯山水庭园最具代表性。
独立的枯山水庭园萌芽于镰仓时代,成立于室町时期,烂熟于江户时代。[2]从初期的枯山水庭园到“纯枯山水式”庭园,以禅宗的自然观为基调,是一种象征性十分丰富的庭园形式。枯山水庭园是以石头、白砂、苔藓作为素材构筑而成,极端的甚至完全用石头的形状、色泽、硬度、纹理,以及石的其他个性,以使静止的石在自然光照或人工照明之下,产生动的感觉,幻化出一种抽象的形象,但又使这种抽象形象具象化。[3]枯山水是日本庭园的精华,看似平凡,却隐藏着日本精神的禅意,通过以砂代水,以石代岛的做法,追求禅意的枯寂美与幽玄美,并与日本民族所擅长的“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相契合。以建于15世纪的龙安寺庭园为例,那是由一方耙过的白砂和15块上选的岩石,分为五组,安排创作而成的抽象作品。其主要特征是“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本意是期冀求“悟”者反观自省,“以一片草作六大金身”[4],从而使观赏者由建筑的小空间进入自然的大空间,以引申出一种“空寂”的幽玄美之意境。
禅宗在日本的传播路径
奈良时代735年,北禅宗的道漩应邀到日本传教,其间曾在大安寺传授禅法。其后,日本僧人圆仁、觉阿等人陆续将禅法从中国带回日本。镰仓初期,僧人能仁到中国的育王山演习杨岐派禅法,回国后曾在奈良一带传法。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禅宗一直未能在日本有广泛的传播,直到荣西的出现,禅宗(临济宗)才正式在日本打开了局面,以后在镰仓幕府的扶植下,影响迅速扩大。[5]
禅宗传入日本之初,一些京都的日本贵族对禅抱有反感,利用权力等加以反对。因此当时的日本禅宗避开京都,来到镰仓。镰仓幕府为与在京都的贵族分庭抗礼,主动、积极地扶植新兴的禅宗,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势力。当时,一些统治者看中了禅宗在日本的“护国”、“安邦”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等“空寂观念”的价值,因此具有神秘感的禅宗得到了幕府权贵的庇护。之后,幕府中下层的武士阶级在耳濡目染下,感到禅宗主张的“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生死一如、万物皆空”、“忘我”等理念易于接受,因此禅宗也得到了武士阶级的拥护,从而得以在镰仓兴起。幕府的所在地镰仓成了禅的根据地。可见,禅宗初到日本就与幕府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它传入日本的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长约700年的幕府政治中,禅宗曾随着几代幕府政权的兴衰而消长。但总的说来,它是在以幕府为首的武士支持下,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甚至被称为“武家佛教”。[6]
幕府权贵兴禅如同强有力的催化剂,一方面带动了武士群体中参禅悟道的势潮,同时把禅宗逐步推向百姓。此后,禅宗各派分别在幕府将军和下层百姓中流传,临济宗十四派受到幕府及武士们的喜好,曹洞宗则在民间流行,故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说法。临济宗、曹洞宗以及后来的黄檗宗在教化对象上的“自然分工”,使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以在参透人生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因而得以在日本社会迅速普及。[7]禅宗就这样在日本落了根,并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至今日依然脉脉相承。
禅宗从中国移植到日本后,逐步实现了从中国禅到日本禅的演变,并同步实现了从禅的贵族化到世俗化的转变。室町时期,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初步呈现出一种世俗化倾向。此后,随着枯山水庭园的盛行、茶庭的普及等,禅在日本最终完成了贵族化到世俗化的转变过程。
日本庭园折射出的禅意识
日本庭园虽是源于中国,但日本人将其“拿来”之后加以改造更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注重使用抽象的手法,在充分注意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同时,力图表达出一种和谐、洗练、枯寂、空无、清幽的禅之意趣。“园林中充满了日本特有的禅味和涩味”[8],充分地反映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以及禅宗文化的渗透。
禅宗提倡苦行、自律和悟道之精神,追求的是“心的开悟、见性成佛”②。禅宗思想的流行使当时人们在庭园设计中掺入了简朴自律的理念,由此日本庭园开始摈弃以往的池泉庭园,而是使用一些如常绿树、苔藓、沙、砾石等静止、不变的元素,营造枯山水庭园,园内几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以期达到自我修行的目的。因此,禅宗庭院内,树木、岩石、天空、土地等常常是寥寥数笔即蕴涵着极深寓意,在修行者眼里它们就是海洋、山脉、岛屿、瀑布,一沙一世界,兼具豪放与细腻之美。情为主,景为客,情景交融,相辅相生,这是构成园林艺术的原质要素。在日本庭园表面的空、静、闲、淡的氛围中,深寓着“可解而不可解”的意味,蕴含着“物我两忘”(无我)的精神,在有意无意中显示出了“性空幻有”的非理性成分。
通过写意象征的艺术原理来体现“以小见大”、“有限中见无限”,这是日本庭园最基本的外观形式。事实上,日本的庭园建筑都弥漫着一种禅意识,并非诉诸感观之美,而较多地诉诸于思想、冥想之中,这是深受禅宗思想的浸染,从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出来,具有禅的简素、孤高、自然、幽玄、静寂和不匀整性,并在这种禅的精神激发下,将观念性的东西缩少乃至减至最低限度,无与伦比地表现了“空相”与“无相”。铃木大拙说,非均衡性、“一角”性、单纯性、“空寂”、孤绝性和其它构成日本艺术及文化的最显著特征的同类的观念,都来源于对“多即一”、“一即多”这一禅的真理的本质的认识。[9]例如,日本有名的桂离宫庭园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一是质朴而近乎自然;二是非对称性而近乎不完整乃至残缺;三是小巧而近乎纤小。这种审美情趣不重形式而重精神,是受禅宗的“多即一、一即多“的思维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它表现的平淡、单纯、含蓄和空灵,让人们从这种自然的艺术性中诱发出空寂与闲寂的效果,产生一种幽玄之美。再如前面所提到的龙安寺庭园表达出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禅意,即:我们只有透过有形的色,始可体会无相的空。因此,空并不是被作为一种可由分析推理的过程所可得而知之的概念加以体认的东西,而是作为直观或直觉的一种供述加以体认,乃是“恰如竹直花红一般的一种经验事实”[10]。禅宗理念具有的这种非理性及经验性给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也带来了很大影响。
禅意识的历史沉淀——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影响
产生于中国、成长在日本的禅宗,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禅宗以外的佛教各宗派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起的影响,可以说只限于日本人的宗教生活,而禅宗则超越了这一影响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沉淀,逐步深入到日本人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去。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曾这样说过:“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没有禅宗那样‘日本式’。”[11]禅意几乎成了日本人之性格和人格模式方面的象征,时至今日仍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作用于日本的民族性格。
一、正面影响
1、纤细敏感、认真细致。岛国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由此养成了日本民族纤细的感觉,他们乐于以纤丽纤小作为其审美的旨趣。 通过日本庭园所体现出的禅意识,即强调“悟”性、“以小见大”等,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族的这种纤细敏感的性格。“于细微之处见功夫”的日本庭园也体现出了日本人做事的细致、认真。
2、自解自悟、具有刚性。中国佛教中的禅宗,相对而言又是最富个性,也是最具刚性的一派。如禅门中人讲究自我修行,自解自悟,倚重自力自度等等,都是阳刚之气旺盛的表现。中国禅传入日本后形成的日本禅同样如此。
3、调和内敛、注重集团。努力寻求个体与整体的依存、融合,可谓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之一。中国禅传入日本之后,通过儒禅互补突出了“和”的理念,并进一步推动日本人形成了调和内敛、注重集团的民族性格。正如一位建筑师所说,“庭园里如果有一样东西特别显眼,就会破坏和谐,如果把它移走,这里就完美无瑕了”;调和性正是日本庭园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充分体现了注重集团的精神意识。
4、重经验,轻思辨。禅宗主张通过个体的直觉经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从而具有非理性及经验性。这种特性导致禅宗在与日本固有的民族传统结合之后迅速本土化,并推动日本民族形成了重经验、轻思辨的思维方式。它在促进了物质生产、生活水平的进步和应用科学的发达的同时,也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负面影响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日本民族性格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缺陷。所谓“见性”即是对无相的自己的自觉,这种见性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正如“敏感是双向的,它让你看到多少美丽就会让你看到多少丑恶”一样,在日本民族的性格中,纤小敏感的背后是深重的危机感、认真细致的背后是偏狭固执的刻意追求;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背后是盲目自卑、唯我独尊;调和内敛、集团意识的背后是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重经验、轻思辨更会导致非理性倾向的盲目扩大。
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禅意识的外化表现也并不相同。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曾说——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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