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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公羊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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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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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民族国家内是行不通的。虽然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也认识到《公羊传》的作用，为其训解下过苦功，但林罗山在世时迟迟不敢冒昧发表，直到死后１１年才公开刊布。无可否认“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以至公羊学在日本未能获得市民权。”［①ｄ］
四、公羊学的研究
公羊学作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
明治三十三年（１９００），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②ｄ］和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③ｄ］中，纵述支那哲学史，其中却未见论述公羊学的篇章。
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则是较早提及《公羊传》的书籍，该书发表于大正十三年（１９２４）。
昭和五年（１９３０），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增订版出版，书中增加了“春秋公羊学派”一章，叙述了公羊学兴盛的原因和公羊学派的主张，还对运用过公羊学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进行论述。
宇野哲人又在昭和二十九年（１９５４）编著的《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④ｄ］中，详细论述了常州学派的创始者庄存与及常州学派的其他学者。
同时期的狩野直喜编集《中国哲学史》［⑤ｄ］，在“清朝的学术和思想”章节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派，特别是对常州学派公羊学者的有关论述，条理分明，论证有据，对常州公羊学派的学问和思想评价极高。
《中国的社会思想》［⑥ｄ］一书记载了小岛祐马的数篇关于公羊学的论文。
还有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⑦ｄ］中江丑吉长期居住北京，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独特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考核，注重原典，见解独到。
日本学者在评论《公羊传》以至公羊学在中国的发展时，以肯定它的进步性居多，也有不少批判者。
在谈论清朝末年盛行公羊学而日本学者持抵制态度时，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
直至清朝，治《公羊传》者颇多，近者革命派尤为喜爱。清末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开设课程，以公羊学为先。观汉代公羊学盛兴及近者复兴之原因，其二者动机未必尽同。汉代公羊学者为证实取秦立汉受命于天，顺天者昌，汉之存在也是天意所归，而解春秋创学说，然近者革命派取公羊学说为灭清兴汉之根据也。出自汉儒公羊学者的公羊学说则未能于《公羊传》中寻见来源，何休作注，亦以此等学说为传说解，细而读之，传与注实如风马牛不相及之二体，各自成意，互不相涉，《公羊传》与公羊学乃二学说矣。革命派所取者公羊学而非《公羊传》矣。以《公羊传》观之，汉朝之兴与存在不宜丝毫籍助春秋之权威，革命派灭满兴汉主义，亦无点滴理由依仗孔夫子。且不必即刻断定《公羊传》是否完全合附春秋之真意，仅公羊学歪曲春秋、诬言孔子之实乃显而易见，不容置疑。［⑧ｄ］
对于谶纬思想和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服部更是严加指责：
公羊学者之说，即证诸春秋，亦不相合，加之矛盾百出，不得不弥缝破绽，实乃荒唐无稽之言。现时支那人取其学说，借助孔子的权威，以春秋要旨为革命之道德根据，以此为公羊学之妄言辩解，祛除疑惑。［①ｅ］
赞赏、指责、批判，学术界兴起对公羊学的关心风靡一时，活跃在东洋史学界和汉学界的学者们纷纷辑文投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公羊传》和公羊学，渐渐出现了论述大同思想、戊戌政变等文章。
１９４８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②ｅ］一书，收载了板野长八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稻田正次的《关于戊戌变法》二篇论文。木村英一的《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③ｅ］中有“大同书的思想及其性格”一章，认识到要深刻理解《大同书》社会思想的意义，就必须究明被想象的理想社会深处的实在根抵，只有理解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才能究明真正的实在之物。
１９５０年，福井康顺在《现代的伦理思想》一文中，介绍了康有为伦理思想的各种见解，“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孔子的学说呢？现代支那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点，并且不断延伸着。”［④ｅ］
野村浩一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于１９６４年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一书，第一部分为“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由清末公羊学派形成的前提条件到戴震和章学诚的学说，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公羊学派的魏源尤为重视，论述其思想来源及形成过程。野村从清末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冲击及侵入，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还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分析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野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以往中国问题研究者中所罕见的。
《春秋公羊传的研究》［⑤ｅ］是一部研究《公羊传》的大作，著者日原利国，原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先后执教于爱知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是研究西汉思想史的专家。该书由七部分组成：一、春秋学的成立。二、侠气与复仇。三、心意的偏重——关于行为的评价。四、人伦道德。五、经与权——原则与例外。六、特异的夷狄论。七、文与实——理念与现实。
在正文第六部分“特异的夷狄论”中，日原论述如下：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之国应该是：远方之人顺服归化、华夷境界消除、天下远近归一、迎来太平之世。这也是儒家的世界观。《公羊传》也标榜“大一统”（隐公元年）和“王者欲一乎天下”（成公十五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提示“春秋之义”时写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即最初阶段把自国与华夏的诸候国区分开，第二阶段疏夷狄而和华夏。第三阶段是加上的‘夷狄进至於爵’这一条，这一阶段不仅拆除了自国与他国之障壁，而且连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消失了，世界同归于一统。最后一条在《公羊传》中没有明文可见，是何休添加的。何休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可见三个阶段符合了衰乱——升平——太平世之说。成公十五年所述的是春秋笔法的解说，按照阶段，施德化遍及远方，不是指明了发展史观吗？［⑥ｅ］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稻叶一郎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⑦ｅ］一文中说：
东汉末学者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所述的是衰乱、升平、太平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历史哲学，然而这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历史哲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康有为在西欧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以三阶段的发展学说解释历史哲学，作为变法自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由实际考证发现，何休的历史哲学决不是那种三阶段发展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阴阳五行说范畴中的发展学说而已。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坂出祥伸编著的《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①ｆ］一书，是论述康有为生平事迹的专著。
康有为及公羊学，对当今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研究康有为的日本人并不多，坂出祥伸在分析这种不为研究者重视、不为读者关心的原因时说：
戊戌政变后孙文等人的革命派崛起，使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称孙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相反对康有为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复辟、尊孔，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评价低落。
还有更糟糕的原因是，我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不加批判地追随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即按照革命派（孙文等）——善人、改良派（康有为等）——恶人的公式来处理的，所以对康有为的评价在日本是不会高的。象我这样研究康有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近年来，中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重新评价康有为及其“近代化”的主张，康的著述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②ｆ］
宇佐美一博在《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和本质的性格》中，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诸篇分成性质不同的几大类，第一类是与《春秋》有关的、以《春秋》为主而述的诸篇；第二类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秩序为基础阐述的诸篇；第三类是倾向法家的诸篇；第四类是有关郊祭的诸篇。第一类是以《春秋》为主的，主要有（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附带提及《春秋》的有自（楚庄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自（爵国）第二十八至（必仁且知）第三十、自（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至（实性）第三十六、（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自（郊语）第六十五至（郊祭）第六十七、自（郊祀）第六十九至（郊祀对）第七十一、（威德所生）第七十九、（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其中（阳尊阴卑）、（四时之副）、（威德所生）、（天地阴阳）又属第二类，实与《春秋》相关甚微。第三类倾向于法家，（离合根）、（立无神）、（保位权）等篇中与《春秋》相关内容的则丝毫未见。宇佐美一博还在《董仲舒研究——由气及养生思想方面导入》［③ｆ］一文中，论述了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宇佐美一博认为将《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相比较，可发现《公羊传》中只有“经和权”，而董仲舒的公羊学中渗加了浓厚的“变”的观念，这是两者很大的不同点。属第二类的诸篇中《易传》的思想影响很深厚，其中可窥见《春秋》学问的性质即是：“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虽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这一性质与《易传·系辞上》中“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以及《易传·系辞下》中“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是相通的。
由此可知，最近几十年中，日本的公羊学研究比较过去有着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专文、专著论述，即使在教科书中，也提到它和戊戌变法的关系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还成立了“公羊注疏研究会”，由立教大学教授森秀树、日本大学教授田中麻纱已、埼玉大学教授关口顺、清泉女子大学教授春日井明、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春本秀雄和几位付教授、研究生所组成，每月定期召开研究讨论会，并出版《公羊注疏译注稿》，《春秋公羊传注疏》不仅有了详尽的训点，就连通俗易懂的日语译文也出现了。
五、滨久雄和他的公羊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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