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日本的公羊学研究 |
 |
时间：2009-8-8 16:46:28 来源：不详
|
|
|
羊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的是滨久雄先生。滨久雄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公羊学研究上造诣很深，在当今日本研究公羊学学者中首屈一指。１９９２年《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一书出版了，凝聚着他多年来勤奋研究的汗水。此书是继日原利国《公羊学的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公羊学研究专著。
滨久雄先生纠正了以往公羊学研究中的肤浅、片面状况，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在著作中综述前贤、阐发古义、融会古今，概述原始公羊学的成立及展开，至西汉盛行时期成为汉帝国成立的理论根据，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又成为改革当时政治的理论根据。著者考察了公羊学成立、发展的全过程，论述了公羊学在思想界所占的地位。
池田末利为此书作序，高度赞扬了滨久雄先生勇于在日本学者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内拼搏的精神，这种创举“实在令人敬佩。”并将该书的独到之处概述为以下几点：
一、从思想史的观点上把握住了公羊学乃至何休学的发展及其统一。
二、改变了以往视“通三统”与“存三统”为同一的观点。强调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提供了常州学派的龚自珍、廖平不曾运用“通三统”的依据。
三、究明了清代公羊学派的系谱，肯定了以往被忽视的庄述祖的学术成就，高度评价了他在常州学派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四、解明了常州学派的公羊学与佛教间的有关问题。
五、深入到以往极少有人涉及的刘逢禄、凌曙、陈立的学问和思想研究领域。
六、论述了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及其弟子廖平学说的变迁。
七、阐述了给予庄存与、孔广森以深刻思想影响的赵＠④的学问和春秋学的特色。
著作由序论和三部组成。序论“公羊学在中国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第一部是“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二部是“清代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三部是“有关公羊学的几篇论文”。
序论中著者概述了汉、清两代公羊学的展开，十分强调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其思想特征为革命、尊王、非战、任侠、复仇、灾异等十项内容。
汉代的公羊学是带着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登场的。汉初诸候不断叛乱，大臣贵戚违法逾制，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任其自然，随其发展，导致礼制废驰，等级混乱，对统治秩序危害严重。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政治统一。汉武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董仲舒首举“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在天人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了黄老、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取代黄老，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思想。狩野直喜指出：“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后，并非黄老思想一扫而光，武帝自身尊崇儒学，同时也信奉神仙、方士，就是对道家的兴趣也不浅。”［①ｇ］也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西汉经学形成的主要原因。”［①ｈ］这正是汉代儒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它吸收了谶纬说和道家思想，使原始儒家思想中注入了神秘思想。著者认为，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学，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西汉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公羊传》在诸经中获得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王朝经元、成、哀、平四帝，日趋衰落，汉武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公羊学也随之衰微，魏晋以后，成为绝学。
乾嘉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大地主、大商人疯狂兼并土地，各地农民起义频起。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力求论证“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②ｈ］企图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刘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传》以讥议时政，抨击封建末世，提倡“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继承了、刘、龚、魏的学说，充分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宣传、鼓动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公羊学自东汉后衰落达一千五百多年，到清中叶又奇迹般地复兴了，著者再次强调，作为变法运动理论根据的公羊学，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指导思想而登场的公羊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著者分析了公羊思想的进步性和保守性，说公羊学肯定了易姓革命的必然性，这点是非常进步的。公羊学中的“三科九旨”、“通三统”、“张三世”等学说，都含有变易、进化思想，暗示着易姓革命的必然性。魏源正是发挥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提倡经学致用，为自己的变革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ｈ］还说：“变法愈尽，便民愈甚。”［④ｈ］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阐述历史进化论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为了把自己的维新理论制造得更加完备，又在“三世说”中添加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并描绘出中国由“小康”步入“大同”的宏伟蓝图，即封建社会（小康），通过改革，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同）。康有为正是在旧的儒教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制造舆论，鼓吹变革的。
戊戌维新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著者肯定了康有为为挽救垂危的清政府而提倡改革的热情，他的一系列维新宣传活动，对于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加速清政府的垮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著者还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也曾被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外侵略、奴役邻邦的理论根据。太平洋战争中，有个叫山田光遵，也曾“研究”过公羊学，他说什么当时日本的国策——“八纮一宇”的精神是与《公羊传》的“大一统”精神相符合的。所谓“八纮一宇”精神就是要“统一四面八方”，“统一全世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吞并世界的疯狂野心的写照。著者也承认，借助公羊思想，炮制“八纮一宇”的“国家伦理”，早已在历史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结果正与山田光遵的理论相反，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八纮一宇”的“崇高理想”也就云消雾散了。
滨久雄先生对公羊学的研究及其专著的内容丰富，它无疑是目前日本对他们公羊学研究的综合评述。
综上所述，《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之一。由于它着重阐释《春秋》“大义”，以致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在西汉及清代中叶以后更为显著。儒家的“定为一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以至康有为的变法改制，都曾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
日本和我国一水相隔，儒家经籍由朝鲜传入日本后，传习的人也就日渐增加。尽管日本潜研宋明理学的人较多，但译注、解释《公羊》的人也不是没有，近年以来，注目《公羊》的学者也日益增加。那么，对日本公羊学的过去和现在作一历史的回顾，无疑是有其必要的。
①ａ 马里厄斯·詹森《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树立言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
②ａ 应神天皇十六年说法不一，有说是公元３７７年。本文采用《日本文化总合年表》所记载的年代，市古贞次等编，岩波书店１９９１年４月版。
①ｂ “训读”用日本原有的语言读汉字或汉文的方法。
②ｂ “稚儿”非正式僧侣，以读书、学习、受教育为主要任务。
③ｂ 《日本思想大系２８——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１９８０年版４７１页。
①ｃ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１９８２年版。
②ｃ 文录、庆长战争，即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为了要侵略明朝而先行侵略、征服朝鲜并要求其为侵明先导所引发的侵略战争。
③ｃ 阿部吉雄《讲座东洋思想》第十册，东大出版会１９７０年版。
④ｃ 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的海外知识》，第１４８页。
⑤ｃ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９７页。
⑥ｃ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１９８２年版。
①ｄ 滨久雄《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２１页，国书刊行会１９９２年版。
②ｄ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金港堂１９９０年版。
③ｄ 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文盛堂１９１０年版。
④ｄ 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宝文馆（昭和二十九年）１９５４年版。
⑤ｄ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昭和二十八年）１９５３年版。
⑥ｄ 小岛祐马《中国的社会思想》，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１９６７年版。
⑦ｄ 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岩波书店（昭和二十五年）１９５０年版。
⑧ｄ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１９１７年版。
①ｅ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１９１７年版。
②ｅ 《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会议现代中国研究特别委员会编，好学社，１９４８年版。
③ｅ 木村英一《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弘文堂书房１９４８年版。
④ｅ 福井康顺《东洋思想史论考》，法藏馆１９５０年版。
⑤ｅ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创文社１９７６年版。
⑥ｅ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⑦ｅ 稻叶一郎《史林》５０卷３号，１９６７年５月。
①ｆ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中国之人与思想丛书），集英社１９８５年４月版。
②ｆ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