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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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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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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11]。在笔者看来，这种开放性的定义实际上显示出了文学作为惯例之深义。我们知道，文学性存在于具体的、具有很高价值的文本之中，文学经典是这种文本的代表，而“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12]。经典的累积形成导致了美学的概括、标准化的方案及文本归类，文学性的历史性观念是沿着经典演进的。
文学惯例对文学性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譬如一个文学文本的作者之名，作为外在于文本的信息，不可能不唤起具有一定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对类型、文化和视角的期待。作者不仅仅是文本和版权的所有者，而且也是特殊的社会一文化角色，依据这种角色读者予以分类、评论。对于一个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读者，一个著名作家的名字就像是个产生文学、文化联想的仓库，无论这种联想是发端于作者的其他作品还是来自于新闻和媒体制造的形象，只要认定是一位作家或一位诗人，那么读者就会根据惯例很容易来判断这个人所创作的是文学或诗歌而不是其他，于是就显而易见地认定他所创作的文本主要具有“文学性”而不是其他特性。因此，文学经典“被动地被建构起来”，是批评家进行“价值判断”之后“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它“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13] 虽然乍看起来，作品本身所客观存在的“文学性”等因素共同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但是由文学惯例所隐含的规则、标准、批评者的反应等等成为形成作品本身“文学性”的深层原因，文学经典被挑选出来作为普遍观念和超历史价值的代表具有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意义。
由文学惯例所定格的“文学性”不仅建构了文学经典、承载着范式的功能、具有对文学经典的命名权，而且也是文学史的实质性构成因素。经典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13] 佛克马、蚁布斯曾以文学经典统治整个中世纪的教育为例来说明文学经典的定义权和维护权，并且揭示了这种权威性与路易十四王权的关系。陶东风说，文学经典“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14]。今天，文学经典化过程也极大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看似客观的文学惯例掩盖着极为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正如汪晖所说，“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15] 检视诸多作者站在各种立场撰写的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惯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对文学史的构成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中就包含了客观的历史就是被主观解释而成的历史之意。我们知道，文学文本是文学史的主要构成要素，詹姆逊曾以大量的篇幅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认为从政治阐释的角度而言文学就是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并且申言政治阐释方法“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6] 只要我们考察从文学惯例到“文学性”的流程，就能发现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蕴含而彰显的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统治地位。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意义、哪一领域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掘广泛而深刻的“文学性”现象是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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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陶东风. 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J]. 中国比较文学，2004(3).
[15]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16]王逄振. 批评理论与叙事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3.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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