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武侠小说来说，它到底需要在哪些方面寻求超越和突破呢?这当然是比较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最重要的，首先还是观念转换。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类，自古有之，从传奇、宋白话、明清儿女英雄小说、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到20世纪新武侠小说、现代主义武侠小说，它已形成了自己一套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运行系统。但它在“五四”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排斥，大陆尤其如此。一些作家往往视武侠小说为末技，不愿涉足。即使从事武侠创作，也不肯用真名，惟恐有伤大雅。另一方面，武侠小说尚缺乏作为大众文学应具的艺术想象力、有的往往又有意无意地按雅文学机制运作，结果使写成的作品不伦不类。这与港台及日本、西方往往是一流作家从事武侠小说（日本称武士物语，西方称骑士传奇）或大众文学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缺少优秀作家的介入，仅以对他人或前人的模仿和改编来取代富有个性的创作武侠小说是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重复和徘徊。

（2）是文化超越问题。武侠小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体，它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与五四文学不同，武侠小说走的是倚托传统的另一条路线。这在客观上弥补了五四文学之不足，张扬了传统文化中蕴涵的魅力，是别的文体绝难想象的。它也是金庸及“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一大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侠文学的传统当得到继承、发扬和光大。尽管这在英雄匮乏、理想消解的现实社会中难度很大，但作家既然选择了武侠小说，那他就有责任规约自己的创作要有解释的冲动和人文的激情，并以此为基础演绎浪漫的英雄故事，为现时人类情感的栖息地营造葱茏的绿洲。这是文学创作最宝贵的精神动力，也是武侠小说作为“梦的文学”的现实底蕴之所在。

这一点，笔者在几年前发表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与 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 ⑧ 文中已有述及。这里想要补充的是，这种认可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传统的批判，像海外新儒学那样，倡导传统的“返本归祖”。应该看到，侠文学、侠文化连同它所寄植的传统文化是有很大缺陷的。“同在历史现实中的侠存在着两面性及复杂性一样，即便是在梦想的侠文化中，其实也存在着民族精神的两面性及其复杂性。即，侠的精神既可以看作是与一种不公道的命运或体制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的精神;另一方面，它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弱病之人对救星的永恒期待的直接反映。对锄强扶弱的侠的期待往往加深了弱者的病态，致使他们更加麻木、更加无助、更加贫弱。那种重承诺、讲信义、尚气节、有情操的浩然正气，固然可以鼓动我们生命的风帆;然而另一面，却未尝不会促使我们盲目自信、无谓纷争及无法无天的恶习的滋长。对侠的精神的陶醉，常常会变成一种不自觉的意淫” 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武侠小说的负面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把它的功能价值过分夸饰。

（3）是文体开放问题。武侠小说是传统的文类，从唐代形成至晚清，它基本采用的是传统章回体的形式，其中夹杂着不少荒诞不经的内容，艺术价值有限。“五四”以降，先是还珠楼主，后是梁羽生、金庸、古龙，再是温瑞安、黄易等作家突破旧体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新小说和影视传媒的表现手法:金庸融合推理、言情、公案、历史、民间传奇诸小说形式，并在叙述中不时地穿插和设置极具诙谐和闹剧性的人物和场景，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梅尼普体”。古龙吸纳影视创作的手法，常常运用特写镜头，强调画面的流动和叙事的分解，形成别具一格的电影—小说文体。这样的努力当然大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有效地推动其文体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使之具备现代小说多元纷呈的艺术品格，不仅内容繁复，而且篇幅巨大，这就给现当代文学史带来了其他文类罕见的一大批超长篇文体。像金庸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鹿鼎记》，古龙的《陆小凤》等作均在一百万字以上;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甚至在二百万字以上。这种超大文体可以充分发挥武侠小说神奇的想象力，承载无限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为故事化叙述提供了足够的篇幅，是符合武侠小说的艺术属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种超长文体，就无法充分展示武侠小说的魅力，造成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当然，毋庸讳言，它也同时给武侠文体的叙述带来拖沓冗长的通病。尤其是在创作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新武侠小说的诞生形式是报纸连载，作者赶时间、抢速度，必须按时交稿），作者没有余裕进行精雕细琢，小说中出现草率之处势在难免。加之文化市场的“快餐式”导向，这种弊病就更加突出。前文提到的黄易甚至包括金庸的作品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它们不仅事理逻辑上常常前后矛盾，存在着不少的错漏粗疏，而且有些“搞笑”和叙述过火，陷于无聊无趣，这是难以摆脱的共同弊病。

需要指出，上述的超长篇文体在未来的武侠创作中当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并且在某些方面如影视化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也有新的挖掘的可能。此外，武侠小说与其它文体之间亦可进一步尝试非驴非马的嫁接，即所谓的武侠“变体”创作（像上文提到的《宋元英雄传》那样，将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独特的“史侠”小说文体）。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相似而又路向不同，基于时代社会节奏和读者接受心理变化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可采用不同于以前的简约叙述，进行中短篇或中长篇武侠体式的创作。而恰恰在这点上，我国古代武侠小说有着很好的传统。如唐代的《虬髯传奇》，全文不过两千字，但正如金庸所说，却将“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写得生动有致。艺术手腕的精致更是惊人。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达到这样的境界” ⑩ 。至于西方现代派，于此也有不少可鉴之处，因为它所运用的象征艺术模式和追求的形而上的文化真实，本身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经验写作的一种特殊的艺术简约，一种荒诞抽象的超验行为。文随时移，同其他所有文体一样，武侠小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体系。我们没有理由抱住原有的文体和观念不放，而拒绝创新。当然，这种文体和观念革新很难;惟其如此，它才有意义，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去实践。

注释

①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下）第600页以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②陈洪根、毛岫峰:《略论香港的通俗文学》，《盐城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③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第228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刘登翰:《香港文学史》第510—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参见冰心、钱理群等主编:《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30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

⑥王力行等:《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载费勇等《金庸传奇》附录第3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⑧参见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时代》，《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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