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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时间:2009-8-8 16:47:22  来源:不详
方海上仙洲的出产,是海人的供奉,更加接近六朝时代博物志怪的载录。可是到了宋代笔记中,则大为异趣,出现了关于冰蚕实质性的明确记载,相对区域化而非国际化的宋代,版图狭小到仅限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区域,因而仅仅提到是出自西域、云南,就足以显得遥远而新奇了。只不过,这一奇物当时还被称之为“冰蛆”,这当是理解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文献来源的重要史料:

    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郭佑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又赛尚书尝宦于云南,亦有。毛曾带得数条来,亦尝见之,其大如指。)又有飞骆驼。又有马高一丈馀,人皆行于马腹下,往来无碍。[5]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冰蚕载录,力图说明其确确实实是现实中的实存之物,有人亲眼见到和收藏,还进一步把这一奇物的出产地,置放到更让人易于切身体会的西域雪山,而且不限于一地的雪山,我们知道云南有梅里雪山、玉龙雪山,上述载录中的冰蚕出处虽未确指,其实说的也是出自云南的雪山。此外,关于冰蚕的叙述是与其他殊方异物的载录并置,可知都属于一种博物视野中的珍奇异物,带有某种新奇的异域情调。因为西域的雪山最具有与中原中心地区对应的代表性,可以说很自然地成为金庸武侠小说最为认同的冰蚕出产区域。

    冰蚕冰蛆,还见于明人笔下的载录:“江邻几《杂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内热。曹方湖为御史,尝刷卷四川,言彼处万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军士四山高处悬望,雪中蠕蠕而动者,则往取之。浑如小猪,无口足眼鼻,俨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杂识》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味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此恐又是一种。”[6]无疑,这一载录更加确认了冰蚕的区域性,不过也是从中药药物的角度着眼的。

    明人笔下的相关异文还可证,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传播面狭窄的信奉,有的载录又称:

    江邻几《杂志》:蛾眉雪蛆大,治内热。曹方湖言,彼处官府遣军士四山高处悬望雪中蠕蠕而动,则往取之。浑如小猪,无口足手眼,俨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之,不易得也。《癸辛杂志》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消积热。此恐又是一种。又《拾遗记》:员峤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花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7]

    的确,西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记载,员峤山一名环丘,上有方湖,州回千里,上面有许多珍禽异物,而就在这仙山之中:“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礼服上的绣饰之纹)。”按,“员峤”就是著名的渤海之东五座仙山之一,《列子·汤问》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古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与,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于是,冰蚕来自海洋文化的原生态意旨明矣。因此,冰蚕的出现,与魏晋时代人们的博物视野大开有关,许多先前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奇闻异事,在此时都变得不是那么神秘了。

    直到清代,这一冰蚕传说还没有失传,居然有人还利用其行骗。据裘毓麐《清代轶闻》卷七《梼杌近志·好奇售伪》称,南昌商人钱子明好收藏古董,一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茧,而大如瓢,长尺许,色白,微见青斑”,说是某宦家的传世奇珍,请君鉴别。过几天有个同好某来访,某说:“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茧长一尺,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审阅果然,入水一试真的不濡于水,就买下了。这当然是造伪。但何以造伪能够成功,能使较为内行的钱某相信,不也是冰蚕传说的早有载录使然吗?

    可是,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还不能被视为完全来自古代的冰蚕崇拜。金庸笔下的冰蚕具有奇毒以及解毒的功效,这当来自古代的金蚕传说。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一百一十六所收宋代鲁应龙《括地志》称:“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虽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银藏匿,置蚕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谓之嫁金蚕。”这种毒虫,是形状上与蚕近似的一种毛虫。此与古代持久流传的毒蛊信奉相关。《本草纲目》卷四十二有“金蚕”条,其又名“食锦虫”。到了清代更加被添枝加叶,如张泓《滇南新语》讲述:

    滇之东西两迤无金蚕,其鼠蛇蛤蟆等蛊害较烈。每夜静云密,有物熠熠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飞,尾修烁寒焰,摇动心目,余甚咤之。询于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蛊事。并述,蛊所止,善食小儿脑,为鬼盗如金蚕。然豢蛊之家,其妇女咸为蛊所淫,稍拂欲,即转食蛊家小儿女。千计莫遣,必蛊家贫绝始自去。

    当然,金庸在借用金蚕意象并且将其与冰蚕信奉结合时,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夸张,还根据物极必反的哲理,创造性地为其生发出了解毒这一功能。

     四 冰蚕描写的形象学创作方法及成因

    一如上述,如果我们把金庸先生笔下的冰蚕(包括冰蟾)描写,与先前的相关载录作一统观,可知,虽然未必都能作等量齐观,金庸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却的确自有特色,似乎也不无成因。

    西方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于感受、表述、想像到的某些东西。因而异国形象(被审视者文化)就能将未被明确说出、定义的,因而也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别’的现实,置换为一种隐喻的形式。”[8]如果我们仔细推究冰蚕描写在金庸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可知其实际上既是一种南方人对于北国风光的想像,也是今人对于历史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图景的一种形象生动的描述,以此突现出古代中原与西域地区交流的史实,从而迹近真切地描绘武侠小说虚构前提下的某些历史真实。因此,“冰蚕”暗示出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交往的一种历史过程。

    首先,借助于冰蚕(冰蟾)的神物崇拜,金庸小说赋予了这一带有鲜明区域文化色彩的奇宝,以凌驾万物之上的消毒解毒功能,从而设立了武侠在一般性的武功之外的驱毒能力。这样,就借助这一神秘的“道具”把传统的侠义崇拜同中医、神幻想像结合起来。于是,人与冰蚕的关系,不是像古代如西晋、唐、宋、明清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般性的人与珍奇异物的单方面索取关系;也不像民国武侠小说家所创造性生发的那样,是拥有巨大负能量的灭火神物,而是身有剧毒、不畏剧毒、能解剧毒的特殊疗毒之物。于是,神奇之物的神奇作用,有效地营构出游坦之这样的奇人;而正因有了这一解毒奇物,不论如何剧毒攻心的危险都有了解除的可能,那些具有传奇性的情节变得能够顺畅地发展,而且还令人不由得信服而神往。

    其次,上述大胆改造加工旧有材料的成功,颇为得力于作者金庸先生对于冰蚕产地的渲染和暗示,这与他笔下屡屡出现的异域人物、异域情调,是若合符契的。于是殊方异域之物,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华夏中原人的视野中,而且,像冰蚕这样的严寒地区传说之物的出现,还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广博的知识面,证实了其他奇物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其拓展了武侠小说虚幻世界的表现空间和接受联想视阈,是水到渠成绝非孤立偶然的。

    其三,出生于浙江沿海,又久居处于南国海滨的金庸先生,与他那些香港、海外和大陆南方的众多读者一样,对于北国的雪地风光,有着一种好奇与迷恋,倾心的向往。这在审美上构成了一种难得的“陌生感”、“距离感”。因此,冰蚕与冰蟾,作为属于作者有意构设的一种“意识形态形象”,并非西域严寒地带的实物,而且,其更加衬托出北国冰雪严寒地带及其“异域风情”作为“意识形态形象”的可信度,以及南国人们对其想像联想。如果联系到金庸小说创作的时期,基本上是大陆与港台海外隔绝的时期,那么,这种陌生感、距离感从审美发生、营构的角度看就尤其不可忽视。许多小小不然的室内假景可以在电影电视制作中仿造出,但是难于模拟、领略那种气魄宏大的雪山、雪地风光,因此,与雪景酷寒相联系的物象,无疑便于构筑奇绝诡异的“异域风光”,为作品的形象和情节构设出较大的审美张力,这,恐怕是“冰蚕”得到如此青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金庸武侠全集·碧血剑[Z].第十八回.评点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704.

    [2]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Z].第七十五回.成都:巴蜀书社,1989.2513.

    [3]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J].中华文史论丛,1979,(2).

    [4]陈元龙.历代赋汇[Z].卷九十六至卷九十八“玉帛”类.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408.

    [5]周密.癸辛杂识[M].续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168.

    [6]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171-172.

    [7]徐应秋.玉芝堂谈荟[A].卷三十五.笔记小说大观[Z].第十一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390.

    [8]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J].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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