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融入青年黑格尔派：起始阶段的知识视野与思想姿态

    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线索，我们看到，他最初所形成的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主要来自少年时期对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等方面经典作品的大量阅读，而不是对现实社会实际情况的悉心了解和体味。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根据有关材料，对马克思少年时期阅读的作品书目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中学学习的六年时间，马克思一直沉浸在欧洲人文经典的熏陶之中，在拉丁语方面，他悉心阅读过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塔西佗的《编年史》和《阿格里科拉传》、贺拉斯的《颂词》和《讽刺诗集》；在希腊语方面，研读过柏拉图的《斐多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冈涅》；在法语方面，阅读过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拉辛的《阿塔里》，等等。母语德语方面的名著，像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以及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更是他下工夫研修的重点科目[6] (P35)。如果说在中学阶段马克思的阅读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的话，那么，上大学之后，自主性和计划性则大大加强了。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根据所学专业阅读了不少法学方面的著作，诸如海奈克齐乌斯的《按照〈罗马法全书〉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蒂博的《罗马法全书的体系》、萨维尼的《占有法》、殷根海姆的《法规大全》，此外，他还翻译了《罗马法全书》的前两卷。除此而外，他还选听了道尔顿讲授的《现代艺术史》，浪漫主义理论家施勒格尔讲授的《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荷马研究诸问题》，韦尔凯尔的《希腊罗马神话》，等等。对于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佐尔格的《关于美学和艺术的四回答》等，他不仅认真阅读而且做了许多摘录，而研究缪斯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也是马克思决定研修的内容。
    大量的阅读展示给少年马克思极其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多样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特别是书中所表述的某些内容及其阐发的观点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一批作品。诸如最早的短诗《人生》，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生死转换、事业追索、现实困顿、夙愿难遂、命运多歧、意义空泛等永恒的人生议题的困惑和感喟。另一首短诗《查理大帝》，则称颂在欧洲古代艺术和文明被“野蛮人无情的摧毁”的情况下，查理大帝“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以及“他发挥教育的神气力量”，使“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9] (P917)。而在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中，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了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向“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请教答案，又考察了人的本性——在两面性、矛盾性的存在中寻求解释，最后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综合探讨了信教合一的必要性、含义和作用。另一篇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思考更为成熟，在对人生理想和目标的追索中，探讨了人生目标实现的现实落脚点问题，这就是职业。马克思特别注意到在职业选择中充满迷雾，即被热情欺骗，被幻想蒙蔽，“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接着，又提出在职业选择中的三种相关因素，即父母人生经历的参照、“社会上的关系”的制约和个人“体质”的限制；最后，提出职业选择的标准、责任和目标，体现了一个少年思考者对理想职业的期待和向往。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福的时代？》提出了评判历史时代的三种方法，即要把它同其他时代进行比较、要看别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以及这一时代技艺及科学方面的状况。同时，马克思把“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等作为“幸福时代”的重要参数与指标。当然，这些习作不过是以少年之眼看世界的初步尝试，稚嫩之处在所难免。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克思对人生有所体悟，但无论问题、思路和分析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书本，来自于对少年梦幻的描摹和理想境界的向往③。
    上大学之后，马克思的创作力更加旺盛，先后整理的诗集有献给燕妮的《爱之书》和《歌之书》(1836—1837年的诗歌85首)和《献给父亲的诗册》(1835—1836年间的诗歌60首)，此外，马克思还写过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剧本《乌兰内姆》(第一幕)等。但这些还只能算是“业余创作”，在专业领域，马克思制定了庞大的写作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法哲学著作，并仿效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一个法哲学的体系，在前面以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约有三百印张。
    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和反省的过程。特别是在写作不顺利甚至不能再进行下去的时候，需要停下来，“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表面看来，对某一阶段的思想或某部作品的完成而言，这似乎“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但实际上却是“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是一种“转变时机”。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写了一封深刻剖析自己作品和思想的信，认为过去的作品的一个特点是“纯理想主义的”，在那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就当时思想实质而言，“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④ 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最终“在理论和现实之间任意规定的矛盾，使得他对法作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和独断的理解。”而抽象的独断的方法不能从世界的有机的、生动的发展方面去理解世界。这种反思，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7] (P8—13)。
    早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时，马克思就接触过哲学史著作。他在阅读了柏拉图的著作后，还曾写下了“对一种更高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8] (P18)的批注。1837年4—8月，他还钻研过黑格尔哲学。在上述反省之后，阅读哲学则成为他的自觉行为。从1839年起，马克思把研究领域专注于古希腊罗马哲学，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写了七本笔记，摘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批里克、普卢塔克、卢克莱修、约翰·斯托贝、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西塞罗等有关伊壁鸠鲁哲学的评述以及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马克思在1841年离开柏林之前，还对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罗森克兰等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下了八本笔记、摘录。这些笔记和摘录涉及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和本体论等有关问题。此外，马克思还参阅了欧塞比乌斯·培尔、霍尔巴赫、奥古斯丁、费尔巴哈、西姆普利乌斯、斐洛波努斯等人的著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准备联系整个希腊思想来详细分析伊璧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派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写一部哲学史专著。
    这时，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读书和独立思考。生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身处德国文化中心柏林，不能不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和触动。19世纪30年代，正是黑格尔主义在德国获得了“全线的胜利”的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2] (P220)一批充溢着理想、激情的知识分子都为黑格尔哲学所吸引。1837年，高度重视黑格尔思想中的主体性思想和自我意识观念的青年黑格尔激进分子在柏林组织“博士俱乐部”，主要成员包括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历史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布、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人，马克思也积极参加了该俱乐部的活动。在柏林法兰西街上的咖啡店里，他们定期聚会，交流思想，抨击时弊，蔚成风气。
    马克思首次登上了德国学术论坛的亮相之作是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计划中的关于古希腊哲学断代史论著的“先导”[9] (P11)。在这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论文中，马克思比较了作为古希腊原子论代表的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同伊璧鸠鲁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具体差别”。由于具有较长时间的哲学史训练，此前还写过“关于伊璧鸠鲁哲学”的七本笔记，马克思的思想视界已经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范围，而是更深入地论述了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性原则和意志自由的观点，探求了“存在”、“现有”、“定在”、“自为存在”等关系，以及“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互动关系。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起步阶段，而就其议题和思考而言，又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马克思以澎湃的激情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重复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9] (P12)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自我意识是“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它在同“尘世的现实”发生关系时必然“成为实践的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实践”只是一种批判，而批判的意义则在于：“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9] (P75)哲学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哲学同外部现象世界的关系。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时，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总体，作为实体与观念的统一的世界分裂为哲学体系和现象世界，哲学体系成了世界的一个方面即观念方面，与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即现象世界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思的关系，它要通过对方来表现自己，这样哲学体系不是自我满足的东西了，它要把自己的内在本质表现于外，在现象世界表现出来，其结果是世界哲学化，与此同时，实现了哲学的世界化，哲学不再是脱离现象世界的抽象的精神了。另一种关系是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同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关系。正是由于哲学实现的进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因而这样的精神承担者，“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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