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发生歧见到进行反叛：观念解释世界还是现实规约理性？

  马克思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大学里谋取教职，未获成功便离开了校园。这时，一份引人注目的报纸于1841年9月创刊了，这就是《莱茵报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che Zeitung fu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简称《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它马上成为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发表的园地。马克思先是为《莱茵报》撰稿，从1842年10月15日开始接任该报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这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由于把思考的焦点投向现实问题，这段经历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旦进入现实社会生活，问题便不再虚幻而宏观，相反，它们很实际和具体。马克思遭遇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出版自由问题。1841年12月24日，威廉四世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借口“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要求任何机构“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为此，马克思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揭露了检查令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虚伪”本性，认为它只制造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造事物本身。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令所谓“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实际上是使书报检查官更加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不严肃”和“不谦逊”来压制及破坏出版自由。针对检查令加于写作的种种限制，马克思强调了写作风格的多样性。他认为“风格如其人”，限制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就是侵犯了人的权利，限制了人的精神的形式。最后，马克思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特别引用了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9] (P134)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密切关注会议动态，特别为会议所辩论的议题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评论是对书报检查令进行抨击的继续，马克思把符合普鲁士政府意志的出版物与“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渴望的英勇善战的出版物”做了对比，他坚决捍卫报纸所拥有的讨论任何问题的权利，并指出，不论是宗教的哲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都应允许自由发表，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而在当时的德国，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政治，而在政治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出版自由，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治问题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通过讨论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问题的实例，马克思还引发出对莱茵省议会本身存在的合法性的质疑。据此，他更进一步阐明了“使革命前的德意志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感到激动的另一问题，即代议制问题”[10] (P647)。马克思指出，省议会捍卫的是等级特权，违背的是人民利益，它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化，马克思觉察到省议会辩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各种物质利益的对立；不同等级的思想和行动，原来都受着一定物质利益的制约。社会生活因利益的对立而激起的波澜，在马克思内心世界形成强烈的冲击，他开始触摸到社会结构的内核及其深层本质。
    如果说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文章中，马克思初次触及到物质利益问题，那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已经深入地探讨了物质利益及其同等级、国家和法的关系。早在1821年6月，普鲁士法律就规定了有关盗窃林木的刑罚。但由于农民破产、生活贫困，林木盗窃案件逐年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政府审理的二十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件中，约十五万件是属于林木盗窃方面的。于是，一个更为严厉的新法律提交到了省议会审议，要求把捡拾枯树枝也列入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马克思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捍卫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抨击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马克思首先从习惯权利上为贫苦群众的利益进行辩护，认为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森林里拣拾枯枝的权利，这是一种习惯法，是合法的；与此相反，贵族的习惯法则是与普遍的法律形式相抵触的，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的不法行为”。他公开声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法。”[9] (P249、248)其次，马克思驳斥了省议会把拣枯枝视为盗窃林木的偏见，并指出，拣枯枝与盗窃林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再次，马克思还借助于自然界的现象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辩护，他把拣枯枝看成是自然界对于穷人的怜悯，并用自然条件的肥沃贫瘠现象来比附社会中的富裕贫困对立。从这些辩护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求助于法律，而不是求助于经济分析；求助于自然，而不是求助于对社会的深入剖析。这清楚地反映了开始摆脱思辨哲学的青年马克思所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
    几个月后，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触摸到了由社会利益所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活动起的制约作用。德国摩泽尔地区的葡萄酒业主大量破产，农民生活异常贫困。《莱茵报》记者彼捷尔·科布伦茨为此撰文作了报道，引起了政府的不满。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文章的报道失实，是对政府的恶意中伤，并要求记者用具体事实作出答复。科布伦茨迫于压力致信马克思表示“离开战场”。于是，马克思起而应战，为摩泽尔记者进行了辩护。他收集了丰富的材料，阅读了大量文件，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作了考察，驳斥了沙培尔的指责。通过论战，马克思加深了对国家问题的看法。针对普鲁士当局所认为的摩泽尔地区酒农的贫困状况同政府管理毫无关系的说法，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9] (P364)因为，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9] (P376)，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管理原则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识到，“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9] (P363)
    此外，在编辑《莱茵报》期间，马克思还同《科隆日报》进行了斗争。该报的政治编辑、政论家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8日的社论里，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说它违背传统，竟然在报纸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说它动机不纯，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另外的目的”[9] (P208)，呼吁政府禁止这种讨论。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论调，称海尔梅斯是一个“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的人”，正当整个思想界力求摆脱书报检查制度的桎梏时，他竟然还呼神唤鬼地向书报检查制度求助，硬要和它结成同盟。马克思揭露了海尔梅斯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认为这种可悲的立场是和维护基督教国家相适应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它以基督教国家为精神基础，因此，必然禁止对宗教的任何批评。而现实的、理性国家，则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才得到发展的。
    不仅如此，在同《科隆日报》的论战中，结合对现实生活的体验，马克思大大深化了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和认识。他主张意识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深深感到，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陷入抽象思辨之中。它“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而哲学要想对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从纯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实接触，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哲学源自于现实生活，真正的哲学家产生于现实斗争。“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对哲学对各个时代的作用作了思考之后，马克思指出：“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9] (P219—220)就是说，哲学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的东西，它要深入现实生活，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成为实践的哲学。同时，世界也并非与哲学相对立，通过与哲学相结合，世界将成为合乎理性的世界。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他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突出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及对世界的改造作用，这预示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对黑格尔的超越。
    《莱茵报》时期所获得的这些认识，使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开始凸现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经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与布鲁诺等人过从甚密，但他们在哲学、宗教和政治观点上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分歧。随着马克思深入实际生活，这种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马克思沿着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向，研究复杂的社会理论问题，一步一步走向“新哲学”。与此相反，青年黑格尔派坚持应有和现有、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观点，片面鼓吹“批判”，试图通过“纯批判”来改变现存事物。1841年底，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立了一个无神论组织，即“自由人”小组。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自由人”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宗教问题上仍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要在国家生活中确定自由原则，主要是通过宗教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一切现实生活问题都变成了神学问题。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把对宗教的批判服从于迫切的政治斗争。针对“自由人”的这些观点，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立即撰文进行批评，但他在1842年11月30日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专门谈了“同‘自由人’有关的‘纠纷’”，强调要“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同时，马克思提出一个观点，即“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2] (P527—528)。这不仅反映了马克思的宗教观，而且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化，他认为，谈论哲学，用哲学来批判宗教，并不是挂着“无神论”的招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
    1842年3月29日，布·鲍威尔由于过激的政治言论被政府当局撤除了教职，“自由人”认为这是世界性的事件，是普鲁士反动政策的一个象征，于是，反政府倾向和政治情绪更加激进。马克思对他们这种不分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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