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期主要指乾隆后期，即乾隆三十一年到乾隆末年。悔堂老人《听雨轩笔记·跋》谓“《聊斋志异》一出，即名噪东南，纸为之贵，而接踵而起者，则有山左闲斋之《夜谭随录》、武林袁简斋之《新齐谐》，称说部之奇书，为雅俗所共赏，然所叙述者，诡异是尚。”这是《聊斋》仿书的第一个热潮。一是参与作家热情高。积极参与这一热潮的仿书家，既有和邦额、曾衍东、乐钧等下层文人，又有袁枚、徐昆、屠绅、尹庆兰等诗文界名士。这些文人大多文学造诣精深，深爱文言小说创作，又有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清初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清政府利用“文字狱”严酷迫害知识分子，开始仅仅根据诗文之中流露的反清复明思想和其它不与主旋律相协调的意识给文人定罪；后来竟然将文字狱演变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尤其是“乾隆时的文字狱，不仅说不上真正的反清思想，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为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③这种情况下，广大读书人缀文命笔，提心吊胆，既不敢论今，亦不敢编史，于是开始走回故纸堆，在古人字句间耗费光阴。清初戏曲《桃花扇》、《长生殿》的被禁遭遇令很多文人胆寒。即使那些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小说，亦时常遭禁。因此，蒲松龄《聊斋》一出，顿时在文人中间引发强烈反响。因为谈狐说鬼，寄情于异类，作家不必再去担心偶尔的文字疏忽而开罪朝廷；《聊斋》本身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也吸引了那些对于文言小说怀有亲近感情的文人的注意力。光绪二年，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序》称“其书大旨，酷慕《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柳崖外编》作者徐昆自称是蒲松龄转世，其所着仿书也是处处刻意摹拟《聊斋》。正是由于仿书家对《聊斋》的偏爱，仿书一开始便呈现出少有的创作热潮。二是仿书精品较多。仿书家多能继承蒲松龄的批判精神和创作热情，将仿书创作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或者个人情志的寄托。这个时期的仿书也最“象”《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叙事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继承与发挥。对于《夜谭随录》，清丘炜萱在《菽园赘谈·续小说闲评》中评道：“其笔意纯从《聊斋志异》脱化而出。”钱钟书则在《管锥编增订》中说：“此书摹拟《聊斋》处，笔致每不失为唐临晋帖。”“唐临晋帖”即谓“以假乱真”。《萤窗异草》在初期以抄本形式流传时，因为太象《聊斋》，以致于被误称为《聊斋剩稿》④。说明这个时期的仿书确实达到了相当艺术高度。这种盛况在后期仿书之中是不多见的。三是仿书风格各有不同。主要有两种：一为重在描述者。这部分作品普遍藻绘文辞，叙述婉转，从语言风格、情节模式乃至人物形象都颇类《聊斋》；这类仿书主要有：《夜谭随录》、《柳崖外编》、《耳食录》、《萤窗异草》和《小豆棚》等。二为偏重寓意寄托者。这部分作品虽然也在志怪,但更着意于抒发“孤愤”，在作品中间隐藏作者对于社会与人生的冷静深刻的思考。如《谐铎》将仿书重心落在对于钱与权的抨击与讽刺之上，书中《鄙夫训世》、《镜里人心》、《蜣螂城》、《臭桂》诸篇刺“钱”，《森罗殿点鬼》、《黑衣太仆》诸篇抨击官场黑暗。《六合内外琐言》的寓意更为深刻巧妙，如《海市舶》写到一人在东海鳌背上生活数十年，“鳌”者实乃科举之独占鳌头，鳌游于海，则谓宦海不测；《呕白痰》中太守党有得，原为乌鱼转生，临死前满肚墨水化成白痰呕出，其中寓意不言而喻。袁枚《子不语》中的小说，也多为讽时刺世之作。其胆识之大，为当时文言小说家所不及。例如《麒麟喊冤》诸篇无情地抨击了乾隆年间盛行的汉学、宋学及八股时文，将统治阶级所推崇的经学大家郑玄、孔颖达之辈视为赃吏俗儒，指责他们借谶讳之学而歪曲儒学原义。曾衍东《小豆棚》有些作品寓意也很深。如《孔小山》中，孔子后人孔小山善于弹琴，但是过于清高，后为人逼迫演奏《广陵散》和《淋零》诸曲；事后得知内情，小山愤而弃琴。我们透过表象，就可以见到作者所要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儒学在遭受亵渎，儒者任人践踏。《夜谭随录》中《陆水部》，则写真人真事。陆生楠因写《通鉴论》，“反对郡县制，赞扬分封制，被判流放，这类文字狱与党争有关，陆生楠依附李绂、蔡珽。雍正借此惩戒知识分子，不得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所以处分很严厉。”⑤作品虽在表现陆氏性急失言之短，但又是变相为其鸣不平，在当时亦属大胆之举。所以，清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谓此等“悖逆”、“狂吠”之词，竟能躲过严密的文网，委实是个侥幸。尽管乾隆年间文网严密，文字狱骇人听闻，仿书家通过巧妙的摹仿《聊斋志异》创作小说，结果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对于现实人世的关注。

　　低谷期指乾隆末年至咸丰年间，主要特征有：一是作品艺术水平参差不齐，高下错出。俞国麟《蔗轩摭录》中，传奇体小说写得较为不错，既有寓意较好的作品，如《虎泪》写人恶于虎，又有传奇笔法明显的作品，如《白芙蓉》、《漫红》、《你红》、《蝶痴》、《红豆》、《扪花情史》诸篇，能够利用花的意象譬喻可爱的女子。管世灏《影谈》中，既有成功的寓意之作，如《反黄梁》借用“黄梁一梦”的情节模式，点出“人心不可太贪”的道理，《丰都县洞》则意在显示人性之中“善”与“恶”的互动；又有情境、理趣俱臻完美的《芙蓉女》诸篇。二是出现专以劝惩为主的仿书倾向。如颜复斋《作如是观》和解鉴《益智录》，颜复斋在《作如是观·自序》提出仿书缘由是有感于“说部之书，坊刻甚多，其中恢奇谲诡而有戾于正，踳驳委琐而不适于用。”于是取益于人之心术者共百余条，名之曰《作如是观》。解鉴《益智录·自序》提出创作意旨主要“事关劝惩，有足裨乎世道人心者，广采旁搜，因端竟委”，并不着眼“肆口诋讠其，借抒愤怨。”两书共同特点，便是注重突出仿书的道德功用，而扬弃了蒲松龄的“孤愤”。颜复斋几乎以一种粗陈梗概的形式，朴素地表达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益智录》虽用传奇之法志怪，但是很注意使用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作为构建故事情节和评判人物是非曲折的重要依据。如卷七《张春娇》中春娇女，虽然遭到未婚夫吉恒家无故退亲，但是一听到吉恒被诬入狱，立即凭着过人的才智营救吉恒出狱。“虚白道人”评曰：“奇哉，春娇！当吉恒退婚之后，而不忍他适，可谓节矣；闻吉恒之难，而舍身相救，可谓仁矣；暗访害人之贼，曲控吉恒之冤，可谓智矣；口不道退婚之恨，心不忘结亲之由，可谓有礼矣。卓绝义女，不独有千古哉！”这里显然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物性格内涵的填充剂，并以这个标准设计人物的言行举止，从而使得艺术形象的道德色彩异常明显。这种唯道德是取的作品，在《益智录》、《作如是观》及《挑灯新录》诸书之中广泛地存在着。这种创作指导思想虽然增强了作品的伦理性，但是客观上也影响了仿书的艺术性。三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出现直接制约了仿书的创新。据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纪氏曾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剧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女慝，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纪昀误解了小说概念，将其与见闻札记混为一谈，为了反对《聊斋》的叙事笔法，创作了见闻札记式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身为《四库全书》总纂修，无论是社会声望还是诗文名声，都有很强的号召力。因此，《阅微草堂笔记》一出便不胫而走，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且深刻地影响《聊斋》了仿书家的创作活动。这一点可以从颜复斋和解鉴对说部的理解中看得出来。颜复斋《作如是观·自序》云：“恢奇谲诡而有戾于正，踳驳委琐而不适于用”。解鉴《益智录·自序》则提出小说不着眼“肆口诋讠其，借抒愤怨”。他们不赞成小说的虚构，强调其道德教化功用，反对作家将小说当作一种寄寓个人情怀、宣泄个人愤世嫉俗的工具。显然，二人观点与纪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里，仿书家有意规避“孤愤”，倡扬劝惩、因果报应观念，可能还与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关。“文字狱在顺、康两朝40年间约发生了十几起，雍、乾两朝70多年则有一百起以上”，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八、九十起之多，“尤其是乾隆43年到48年，六年里就发生了四十三起，平均每年竟达七起！”⑥在这种近乎疯狂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仿书家即使借助鬼、狐、精魅表达“孤愤”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此一来，他们大概就不得不少谈“孤愤”和个人情怀，大谈劝惩、因果这些维系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道德了。

　　复兴期包括同治、光绪两个朝代。经过嘉庆、咸丰和道光三朝的跌落之后，《聊斋》仿书在同治、光绪年间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个时期的部分仿书兼受《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影响，出现一书兼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合流”现象，“合流痕迹”较低谷期更为明显。许奉恩在《里乘·自序》中说：“至我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出，奄有众长，莘列代之菁英，一炉冶之，其集小说之大成者乎！而河间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属辞比事，义蕴毕宣，与《聊斋》异曲同工，是皆龙门所谓‘自成一家之言'者也。”李庆辰《醉茶志怪·自叙》道：“一编志异，留仙叟才迥过人；五种传奇，文达公言能警世。”因此，杨光仪《醉茶志怪·序》谓此书“是盖合二书之体例而为之者”。由此可见，晚清部分仿书家，合二体于一炉的做法，已经成为他们自觉的创作行为。除此之外，毛祥麟《墨余录》、吴荆园《挑灯新录》，戴连芬《鹂砭轩质言》诸仿书，仍然处处可见《里乘》、《醉茶志怪》式的折衷现象。这部分仿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幅长短不一，既有情节曲折、摹写细腻的传奇体，又有粗陈梗概、短小精悍的志怪体。而且在这些仿书之中，传奇体小说大大少于志怪体。许奉恩在《里乘·说例》中说道：“说部所载狐仙，类多子虚之言。是书间登一二，皆实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又说：“说部所载闺阁儿女私情，往往刻画尽致，未免有伤风化。是书间登一二，皆发乎情，止乎礼。”这部分仿书家也象纪昀那样不满《聊斋》、《红楼梦》诸书对鬼狐仙怪和儿女私情“刻画尽致”的叙事，原因就是这种真实生动的叙事艺术有碍于风化。他们既然反对，那么在仿书之中就自然而然地控制“子虚之言”之数量，同时以“发乎情，止乎礼”来把握小说主人公言行举止的道德分寸。这种现象在《醉茶志怪》、《鹂砭轩质言》诸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二是出现集大成者仿书家王韬。王韬是近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名人，著作几可等身。他写过三本《聊斋》仿书，避捕香港期间撰写第一部《遁窟谰言》，回到上海后又先后创作了《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三部小说可以说是王韬的“孤愤”之作，尤其是逃避清政府追捕期间所成的《遁窟谰言》，对于清政府统治下的黑暗尤多揭露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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