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事情这样的疑问。⒀从目前的史料看，《红楼梦》自乾隆中后期广泛流传到清末民初的大约160年间，无人晓得作者究竟为谁。且不说是否真有名副其实的曹雪芹其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清代没有哪位读者真正明了红楼人物或情节的原型或“本事”。如此说，张爱玲所谓“续书作者”的猜测，就等于说续书者就是原作者，原作如此。
那么文本说“存年四十三岁”，有可能么？不妨考量一番。在第4回英莲“自五岁被人拐去”，“隔了七八年”又被薛蟠抢霸为妾带入荣府，那时她“十二三岁”。在第63回，袭人取出一签，注云“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可见，袭人、香菱、晴雯、宝钗四人同岁。在第6回，“袭人本来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指明袭人比宝玉大两岁。所以上述四人都比宝玉大两岁。再，在第3回，黛玉说:“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可知黛玉比宝玉小一岁。按照古人“女进男满”规矩，她比宝钗等四人应小二到三岁。从宝玉撰写的《芙蓉女儿诔》“窃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中可知，晴雯死时年仅十六七岁，和宝玉相处共五年零八个多月，就是说他们刚相处时晴雯才十岁到十一岁。据前面宝钗等四人同庚推得，宝玉此时八至九岁。这暗合第77回中“这晴雯当日系赖大买的……那时才得十岁，贾母见了喜欢，就孝敬了贾母。”也相吻前文本论述的“宝钗和香菱同岁”。第3回黛玉进荣府时才六岁多，“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因此“凤姐携着黛玉的手，上下打量了一回……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那时宝玉七八岁。所以，宝钗入荣府时为十二三岁。此时小两岁的宝玉应为十岁多，黛玉才九至十岁，所以黛玉呆在荣府业已三年了。由此旁证是第20回宝玉对黛玉说的:“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了这么大了，他(笔者按：指宝钗)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此前，在第4回叙述的宝钗进京“待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人才赞善之职”，这也符合乾隆时代13岁“选秀”的典故制度。
所以，宝钗入荣府时宝玉十多岁，此时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可知宝玉比贾兰大五岁左右。从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可知贾珠最小比贾兰大十七八岁（十七八岁生子）,最小比宝玉应大十二三岁以上，所以元春最小也应比贾珠小一岁,就比宝玉最少大十一二岁以上。再，第33回宝玉遭罹一顿暴打，王夫人哭诉道:“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可知王夫人生宝玉时已三十七八岁了。假设王夫人生元春时，最小为十七八岁，于是推论宝玉和元春最大相差二十岁。所以，宝玉和元春年纪相差的合理范围为11岁到20岁。这符合程乙本第2回的叙述：“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注：只有“戚本”“舒本”作“后来”,校汇本一般也作“后来”，仅有程乙本为“不想隔了十几年”，其它本子都作“次年”）因这里有“十几年”之说，所以第18回元春带三四岁的宝玉认字时“虽为姊弟,有如母子”，也相当贴切。
再者，在宝玉出走之前的第95回元春病死，此时元春实岁至少是44岁（按照古代虚岁计算），因为宝玉和元春年纪相差的合理范围为11岁到20岁，所以其实宝玉为24岁到33岁。由此推得，在第119回宝玉考场走失时其则至少24岁了。可见第95回说元春“存年四十三岁”是合理的。
三、溯本探“元”
前面分析，中国古代叙述文学对编年体和“气数”的信仰一般能在说部里得到体现，“野史”说部更不避免。下面我们就特意检索红楼其隐藏着什么“气数”的数字秘密。鉴于120回《红楼梦》文本只有一两处用了干支纪年，文本中上千处使用的纪年法却是频繁的节令和排列数字法，所以对于干支表述的内容可以忽略。如此假设，是基于以下命题的可证伪性：一、干支纪年法在文本系统中出现的几率甚微，按照微积分理论，其真实性暂时忽略不计，选定的样本应依靠出现频率更多的节令或数字；二、系统抽样，应符合信息分类的三个特性，即互斥性、纯粹性和完备性。三、元素集合是否契合文本系统，应具有可验证性。
首先考究元春的生辰和忌辰。从上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后40回文本在元春去世日期的问题上，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我们先来探求文本系统中元春的生日，遴选的参数是元春“贵重的很”的命理，特征是出生和去世的节气时令：“生于正月初一（元旦日）”和“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其中有两个特性：一、元正为立春日；二、若干年后十二月十八日立春。补充一个条件是，若干年的地支有寅、卯或辰。
此外，还要界定年份范围。从文本来看，“千载稀逢的太祖皇帝六次南巡，甄家接驾四次，早生二三十年就赶上了”可以断定，红楼叙述的上限历史在康熙第一次南巡的1684年。⒁下限是“程甲本”面世时间。即1791年（程高整理并于乾隆辛亥冬至后以木活字排印）。从1684年第一次南巡起，查《万年历》可知，符合“正月初一立春”和“十二月十八日立春”条件的年份，分别如下：
正月初一的，共计有6个：
1685年2月3日，康熙24年（乙丑年戊寅月辛酉日），09：43立春；
1704年2月5日，康熙43年（甲申年丙寅月辛丑日），00：30立春；
1715年2月4日，康熙54年（乙未年戊寅月戊戌日），16：26立春；
1734年2月4日，雍正12年（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06：56立春；
1753年2月3日，乾隆18年（癸酉年甲寅月丁巳日），21：44立春；
1772年2月4日，乾隆37年（壬辰年壬寅月丁酉日），12：27立春。
十二月十八日立春的，共计有3个：
1692年2月4日，康熙31年（壬申年壬寅月戊戌日），02：30立春；
1760年2月4日，乾隆25年（庚辰年戊寅月甲午日），14：39立春；
1779年2月4日，乾隆44年（己亥年丙寅月甲戌日），05：25立春。
以上有3*6种排列组合，但是文本叙述元春生存的年龄应有个范围，年岁应最小22岁，最大为45岁。排列组合后，合适的选项只有二种：一、诞辰1715年2月4日，逝于1760年2月5日。享年45岁；二、诞辰1734年2月4日，逝于1779年2月5日。享年45岁。
现暂停一下，等考量到旁证再从抽出的样本框中鉴别出更合适的一组，以契合文本信息系统。
下面再考量宝玉的生辰。《红楼梦》文本对宝玉的生辰却没有明确，不过我们从文本细读，还是可以发现文本对宝玉的生辰有暗示的。在第63回，正当宝玉过生日宴晚会时，碰到了贾敬升仙：“原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这叙述了一个民俗活动“守庚申”——道教修炼者在庚申日彻夜静坐不眠。⒂可见，宝玉生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正是“庚申”日。宝玉的生辰范围应在元春生辰（1715年—1779年）范围内，对比第95回叙述的元春去世的时间，查万年历，四月二十六日/端午节、芒种节和庚申日三者重逢的年份居然有，且是唯一的：1753年6月6日（乾隆18年癸酉年戊午月庚申日）。可见贾敬升天的“生日”为1753年6月6日。
由此继续考量宝玉的生辰。在1715-1753年期间查万年历，芒种节正逢四月二十六日或未时的年份如下：
1725年6月6日，雍正3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日），05：47（乙卯时）交芒种节；
1734年6月6日，雍正12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09：51交芒种节；
1736年6月5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庚寅日），21：25（丁亥时）交芒种节；
1747年6月6日，乾隆12年四月廿九日（戊子日），13：16（己未时）交芒种节；
1753年6月6日，乾隆18年五月初五日（庚申日），00：05（子时）交节；
可见，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的只有1725年和1736年两个年份，但是此年份芒种节分别为卯时和亥时，并非第27回文本叙述的“未时”，结果不对，因此有必要再甄别。
经考查发现，第27回所云“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中，四月二十六日应为“四月二十九日”的“讹误”。“讹误”的疑问，起源于列藏本和梦稿本第27回所云“六”皆作“七”，值得推敲究竟为何。
再者，第27回陈述的事件，延续到第29回，也叙述了同类现象。第29回叙述当时贾母在清虚观“打平安醮”，是五月初一日，张道士说“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既然是“前日”，那么所云圣诞法事应该在初一的前日，即“二十九日”，不应该是四五日前的“四月二十六日”。由此推断，文本中“九”形讹为“六”。因此，第27回所云的未时芒种节，应为“四月二十九日”。再回头检索上列年份，发现1747年6月6日，正逢未时交芒种节——唯一的年份选择，完全符合条件。但是，为满足以上宝玉生辰逢上1753年的“庚申”日和逢芒种节，那么宝玉诞辰年只有选择为共同的端午节。从1715-1753年期间，可以选择的只有1734年6月6日（雍正12年五月初五日）。再回头检验一番，看选择的1734年矛盾否。比较第27回文本叙述的饯花节时“未时”为1747年与第63回叙述的1753年，时间相差6年之长。而第27回饯花节时为1747年，宝玉此时为十三岁左右的公子哥，这与文本叙述的宝玉初进大观园写“四时”诗时为十二三岁的公子哥相呼应，且与第25回和尚所言“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之“十三载”，接榫无隙。这验证了前面的推测是可靠的。所以宝玉诞辰为1734年6月6日，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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