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士绅的保守势力向开明势力的分化以及其对改革态度的转化一直以其文化权力所凭借的文化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士绅势力只有凭借一定文化资源才能掌握文化权力，并据此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因此，士绅集团，不管哪种势力在任何改革过程中，首要的是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力，而当改革一旦出现危机自己文化地位的时候，必然遭到他们的竭力反对。士绅势力的每一次分化都由于形成文化权力的文化资源发生变化而得以形成。从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能接受西学的开明分子，如洋务派、维新派，其文化地位并不完全由儒学而获得，因而对于维护士绅的儒家文化权力的独尊地位的积极性较之保守派要低一些，但是，由于其文化身份的根基仍然是儒家思想，所以，他们在西学和儒家文化之间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使之和谐相处。由此，儒学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体”，即“道统”，西学只是“用”，即“器”。换句话说，儒学具有超越性的根源价值，而西学仅仅限于实用的价值。他们不会反对儒学，只是认为西学会深化儒学超越性的价值意义。开明分子的文化地位和权力就在于在坚持儒家道统的前提下，将西学融入中学的解释体系，从而推动儒家解释系统的发展，以适应新的解释需要。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士绅的儒家立场尽管在西学的进攻面前步步后退，士绅本身尽管也经历不断分化，但是，士绅包括保守势力和开明势力就整体而言，他们仍然坚守对儒家忠诚的基本底线，因为其文化权力来源的根基一直是儒家道统思想，也只有捍卫儒家正统思想才能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力。只是开明势力对改革及西化的反对程度比保守势力要弱化一些而已。开明势力之所以开明也就在于他们依据的文化资源中西学的部分也比保守势力要多一些。只是在科举废除后，原来的保守派士绅精英由于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文化资源重新获得文化权力并获得一定的公共资源掌控权力，也开始放弃反抗改革的立场。

　　士绅，包括开明势力及保守力量只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才逐渐放弃儒学道统作为其文化权力来源这个基本底线。也就是说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儒家思想作为士绅的文化权力来源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一个模型，该模型认为士绅集团的儒家保守性源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稳定的文化－政治势力结构体系。④形成这种结构的动力在于皇权需要加强思想控制，又要保住合法性不受挑战，只好强制规定儒家的独尊地位。另外，还需要支持儒家思想的官僚，以支撑整个帝国的运作，由此规定官僚从儒家知识分子中间选拔。这个结构体系包括儒家知识的内部循环文化结构；儒家知识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势力结构；士绅与皇权之间的政治结构。

　　1、儒家知识的内部循环文化结构主要指的是由于科举制度规定官僚选拔以儒家经典及其解释为主要考核标准，而教育体系由于成为科举体系的附庸，教育过程中儒家知识分子之间主要传播儒家经典知识，掌握儒家知识优秀者获得担任各级职务的资质，儒家知识分子（包括儒化的官僚和士绅）在处理实际工作时要求以儒家知识作为工作指导思想，并根据需要不断阐释儒家知识。儒家知识在这个体系中实现了从“儒家经典的文本知识——教育知识——个体知识（个体的儒家修养）——儒家社会知识——儒家经典”的循环。且由于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任何环节，排斥了接受其他知识体系的任何可能性。因而，这个知识循环结构是相当稳定的。西学难以进入这个循环体系，这就能解释晚清西学为什么难以被士绅所接受。

　　2、儒家知识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势力结构主要指的是儒学知识体系作为一个解释系统与其知识主体士绅之间形成一个的一个文化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家知识系统通过儒家的制度化取得独尊的地位，之后成为为中国社会、政治及生活提供合法性资源及意义的唯一来源。作为儒家知识的穿着和解释者的士绅知识分子由此获得独尊的文化权力。反过来，士绅集团只有依据儒家知识才能获得文化权力这一点就进一步促使他们坚定维护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地位。两者形成一个相互维系和促进的超稳定结构。这就能解释一旦改革危机士绅的文化权力的时候，他们会以维护儒家思想的面目奋起反抗，阻碍改革的顺利开展。

　　3、士绅与皇权之间的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皇权的政治权力结合，而形成结合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士绅的文化权力掌握着社会政治合法性资源，皇权掌握着社会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依据儒家的精神资源，为皇权的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论证，政治权力为文化权力提供政治担保和支撑，如任命士绅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政府官员，给予士绅各种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等，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支持。这就能解释尽管危机重重，皇权仍努力延续科举制度以维护士绅集团的利益，从而使士绅保守势力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一旦失去科举制度的保护，士绅集团立即崩溃，两者之间的权力结合相应立即崩溃，从而瓦解了皇权统治的基础而使清政权迅速走向灭亡。

　　这三个结构形成知识、势力、政治三个层面的结构，并紧密结合而形成一个互为因果，互相支持的政治体系。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

三、士绅势力的没落与近代乡村文化危机

　　自宋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及现代新式学堂的发展，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化，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9]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的日益贫困化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农村士绅为主导的领导精英向城市流动或日趋没落，乡村土豪劣绅势力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乡村文化及政治危机。

　　近代以来，农村又与人口增长与有限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在闲置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呈现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型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均产值的提高，农村社会贫困化加剧。

　　列强入侵以后，这种状况日益加重。晚清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战争赔款不断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再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而产生的厘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中国被迫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广大农村市场深受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农村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的农村社会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封闭的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以一定地理范围的农村集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初级商品交换市场体系所组成。这种市场体系的范围大致在人的一天双脚能走到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体系中交换的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一些用品，生产的途径就是手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大部分农村社会的这个市场体系，从而导致对农村手工业的重大打击。中国当代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或摧毁了这个体系，如果工业发展不能吸收因受打击而闲置的劳动力，农村社会往往趋向于更加普遍的贫困化。农村的普遍贫困化只会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而加剧。

　　根据杜赞奇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依靠的是一种类似经纪人的乡村社会力量进行统治。其职能主要是收取税收。政府并不给这种经纪人发放薪水，他们依靠所收税收的佣金生存。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赢利型的经纪体系，这种体制下，经纪人往往鱼肉百姓，乘机乱收费，以公谋私。为了抵抗这种赢利型经纪的侵犯，乡村社会以少数精英为首形成保护性经纪体系，对内杜绝乱收费和腐败，从而降低损失。但是，随着各级政权对农村各种盘剥的加重，由乡村精英甚至士绅为首的乡村保护机制趋于瓦解。乡村士绅甚至一般没有功名的乡村精英也趋向于向城市流动，这种趋势在晚清科举废除以后，日益加快。新式学堂所培养的人才极少流向乡村。由此，乡村政治在很大情况下为赢利型的经纪所控制，他们缺乏儒家士绅的基本道德修养及道德底线，唯利是图，无恶不作，这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10]这就造成了乡村政治及文化的危机。

　　由此，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一直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中。近代以来，农民一直是反抗现政权的最坚决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决定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体说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晚清政局除受制于列强干预之外，国内取决于几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其中士绅集团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对晚清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

[1][3][4]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57－274，79－85，72－79

[2]沈松平，从西学普及的地域差异看浙江士绅的近代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4：49－55

[5]张德顺，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论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2，6：87－91

[6]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J），历史研究，1998，5：56－75

[7]何文辉，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43－247

[8]田正平，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教育研究，2007，5：73－92

[9]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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