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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俗”化,经典式微——对后经典艺术时代的思索

时间:2009-8-8 16:47:56  来源:不详
。直到现在,人们阅读《金瓶梅》虽然已经不再带着什么成见,但一种猎奇心理还是压倒了对文艺作品的鉴赏动机,可见,一种文艺机制对一部作品的“成分”认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经典认定一方面是政治、宗教等政治权力机构的弘扬,同时还有学校、艺术权威等文化机构的推崇因素。艺术批评在具体操作中总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而这些标准都是人拟设的,都是要求人来解释的,具有这种拟设和解释权力的人往往是那些理论批评家,或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陶渊明,魏晋时期的大诗人,他本人连同他的诗作可以说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后人对他的作品的极高评价。然而,陶渊明生前并没有享有如此高的盛誉,刘勰《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仅把他的诗列入中品,颜延之《陶征士诔》虽然大加赞颂其人品,但对其文学只有一句评论曰:“文取指达”。直到萧统《陶渊明集序》对他有较高评价之后,陶渊明的诗作才开始初见光辉,但真正确立其崇高地位,是从唐宋开始的,在苏轼、朱熹等权威的盛赞下,陶渊明的诗作被当作“为诗之根本准则”(宋真德秀语),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甚至获得了世界的盛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陶渊明生前孤独,身后光辉的经历说明,所谓经典、所谓不朽、所谓伟大不是一种自然地成长,而是必须要得到权威的认可和推荐,普通人所传达的恰恰是这些权威的看法与认识,而他们自己却不会形成自己的经典判定标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作为一部典型的意识流小说,被文学史认定为在艺术上具有伟大的革新意义,“它在小说诸环节、因素方面的大胆突破,和由此创造出来的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文体,引起了20世纪叙事文学的一场革命,对后来小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8]然而,这部被誉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经典之作又有多少普通人真正阅读过却是个问题。同样,莫奈的《睡莲》、杜尚的《泉》如果没有评论家的释义和赞美,也许会被很多普通人认为不过是信手涂鸦、故弄玄虚之作。可见,经典是被权威解读出来的。经典既需要权威的认定,又需要这种认定的结果为人们不加怀疑地普遍接受,也就是说,经典需要经典认定机制的约束力护佑。

  然而,现在的情况大不同于以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信息社会下,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接触到的新事物、新现象,已不是在传统中可以找到答案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探讨和思考。普遍适用的规律遭到人们的怀疑,人们的自主观念加强,权威观念淡薄。美国当代社会学家E·希尔斯讲到传统在当今的名誉时说:“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之现状是非常复杂的。在过去得到公认的惯例、设制或信仰的规范力量确实大势已去,在学术争论中,肯定这种规范力量的观点几乎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人们开始论证效率、合理性、便利、‘时兴'或他们提出的各种替代办法的进步性,而信仰、惯例或设制的传统却无力与这些论点相抗衡。”[9]伴随着传统力量的衰弱,经典的认定也面临质疑,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拉开信息时代的序幕,种种迹象表明信息科技革命不仅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沟通习惯和行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同样,艺术领域也走过了某种风格、某个流派独尊的时代,王岳川先生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一文中说,“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化美学不再是知识精英和少数天才的事业,而日益变成大众的事业,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的活动方式。同时,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而是人们走向实践和解放的产物,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活动的结果。可以说,后现代精神就体现在突破了僵化的思想和独断论的禁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和审美体验伸向自己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领域。”[10]

  伴随着社会公共空间的逐步开放,舆论平台的日渐完善,人们不再步调一致地向一个方向看齐,而是在多元视角下建构一种多元价值取向。艺术鉴赏活动也已经从政治权威、宗教权威和文化权威的垄断下解放出来,成为众生狂欢式的思想碰撞。一件艺术品诞生之后,即或有些专家学者视若珍宝,但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争议往往充斥其中,难成定论,以文学界最权威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为例,其权威性也不是没有丝毫争议的。200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以表彰她在其小说和剧作中,“用充满乐感的语言和韵律,来表现这个充斥着陈腐和压抑的社会的荒谬。”听到耶利内克获奖的消息,很多人大为惊讶,此前,人们曾有过很多猜测,比如数次获得提名的美国犹太作家菲力普·罗斯,享誉世界文坛有着众多读者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更令人费解的是,耶利内克的获奖不仅使很多人觉得意想不到,就连耶利内克本人也并不认同,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用她本人的话说,在得知获得这一如此崇高的奖项后,她首先感觉到的‘不是高兴,而是绝望。'她甚至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本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的'”。[11]

  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尚且受到这么多的争议,更不用说其它的评选机制的效力了。可见,经典认定机制的权威性已经再也不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即使还有经典,那么也只是讨论中的经典。

  3.经典接受者的式微

  “游戏说”,是传统艺术起源理论之一,康德认为,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而自由也正是游戏的灵魂所在,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席勒进一步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物质和精神的束缚,往往得不到自由,因此人总有过剩的精力,人们便总想利用剩余的精力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这就是游戏,这是人所固有的本能,也是艺术产生的动因。“游戏说”揭示了人类艺术起源的部分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对艺术需求的心理因素。对艺术的欣赏,可以使现实中的人得到休歇和抚慰,可以使苦闷和彷徨得到缓解和疏导。

  经典艺术时代,一部艺术品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可以成为人们抗拒苦痛的“安定剂”,除此之外,人们找不到更多的替代和消遣,因为,经典时代,是“人类社会绝对不发达和相对不发达”[12]的时代,不仅物质产品如此,精神产品更是如此。文化生活的贫瘠,营造了人们艺术接受的特定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以一种虔诚的心态,“专一”地对待艺术品,反复品味、反复阅读,以求得在艺术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惟其如此,实际生活才容易被人忍受,而艺术魅力恰恰就在这反复的解读中积淀起来。所以,经典的魅力是人们用信仰和礼赞树立起来的,有了经典的接受者才有经典的存在。

  而今,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给当代文化艺术的存在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经典的接受者渐渐消失。

  首先,经典接受模式的消失。如今,艺术文本不再是稀缺之物,相反,文学书籍、艺术集萃的大量出版,足有供过于求的势头。经典艺术讲求永恒的价值、不朽的生命力,而在现代,对时尚的追逐、对效益的争夺也被应用到艺术操作领域,无耗损的观念不适合商业逻辑,同样也不适合商业社会背景下的艺术市场规律,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也是在操纵一种艺术欣赏的时尚,海德格尔曾说:“真正的思在今天趋向于无言,以防在一年之内被贬价卖掉.”[13]面对众多的欣赏选择,人们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某一对象保持完全投入的方式进行欣赏和玩味,一些时间较久的作品还来不及形成一个中心释义就被人淡忘了。新的出版物令人应接不暇,人们只好选择粗读略读的方式以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涉猎更多的内容,时下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各类名著缩写版便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在省略了作品内容,省略了阅读时间的同时,也自然地省略了一种经典的接受模式。

  第二,经典接受心态的消失。现今社会,康德、席勒所强调的人的游戏本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获得释放、缓解神经,人们可以随意选择消遣方式,比如电影电视、卡拉OK、电玩游戏、网络聊天室等等。而且,这种释放似乎更加彻底、更加完全,因为视像的生产和消费,是同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享乐动机相联系的,视觉的、感官的消费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一种非超越性的、让位于当下的即刻的直接反应。周宪先生曾说过,“影像工业对传统审美趣味消解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正在以某种技术的逻辑来取代人的尺度。尽管在理论上说,技术是人发明的,是人的能力的延伸和扩大,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技术反过来对人的控制这一方面。技术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会唤起人的被文化所压抑的欲望。”[14]在这种快感代替审美的文化倾向下,人们日益沉迷直接的感官满足,放弃原来对艺术品所秉有的“虔敬地思考”的接受心态,而转向为“直观视听感知”的平面关照,即由那种必须经由反复的审视以体会艺术表现符号的内在隐喻、反复解析作品构成以深入领悟艺术家创造动机和思想实质,转向在视听形式中直观那些由传播媒介的操纵者有意增删、调整、诠释了的艺术形象,从而直接感知艺术的魅力。所以,在今天,艺术之于大众,已经不再是纯粹“他性”的存在,不必依赖太多的智力分析,而是在经常性的“直观视听/感知”中成为大众自身亲历的对象和活动。今天,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艺术接受取向,不再试图细细品味“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国色天香,却宁愿满足于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的人间美貌。

  在当代审美文化中,伴随着艺术成为大众可以共享的艺术消费对象而非少数人自我陶醉的领地,艺术也因此失去了原本高高在上,为大众所瞩目和敬畏的地位,在走出美术馆、走出音乐厅、走出歌剧院的同时,艺术也走下了神坛。经典接受者的式微,同样是艺术经典身份失落的原因之一。

  艺术走向生活的结果是,经典创作活动的式微、经典认定机制约束力的式微和经典接受者的式微。这三个方面的式微使得经典艺术的式微成为既定的事实,这是现代的生活土壤上必然生长出的艺术植株,对此无需否认和回避。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行为,承载着人类对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审美思考和审美期待。艺术终将肩负着使人“诗意地栖居”的使命。艺术经典的式微,不代表艺术的堕落,不意味着对优秀艺术的拒绝。然而,尽管如此,冷静地思考却是必须的,经典失落之后,艺术中良莠并生的现象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那么,面对经典的失落,如何经营艺术家园?如何建构健康的民族审美心理?如何呼唤诗性回归?这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毛峰.后文学时代[J].文艺争鸣,1994,(6)

[2]库切.何谓经典?[EB/OL]新华网

[3]黄浩.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J].北华大学学报,2003,(1)

[4]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张荣翼.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与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J].四川大学学报,1996,(3)

[6]夏冬红.文学经典与文学史[J].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3)

[7]夏冬红.文学经典与文学史[J].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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