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意识到散文写作与生命越来越隔膜的趋向，《美文》为了推动散文介入活生生的现实，在1998年组织“报人散文征文”，设立并颁发“报人散文奖”；1999年倡导的“行动散文”“旨在使散文写作走出书斋，走出圈子，走出固有的心理定势，尤其在目前，以此激活我们的想像力”，（注：穆涛《行动散文的意味》，《美文》1999年第3期。） 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散文的“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题材、主题和作家的写作方式等层面，关键是灵魂的内动。写户外生活的作家固然需要行走，但其心智很可能是闭塞的、麻木的，灵魂的“内动”要比肉体的“移动”艰难得多。主持“行动散文”专栏的黄宾堂与龙冬说：“我们的感觉是，不好看的小说必然缺乏户外生活，即便已经到了户外，也不是用田野的方法接触自然和实际，一切都隔膜着、凝固着，没有行动，没有激情，更没有生命。散文也好，美文也罢，除文体上的特别讲求之外，写些什么就显得十分重要。”（注：黄宾堂、龙冬《让散文行动起来》，《美文》1999年第1期。） 其中闪耀着一种忧患意识，努力地想使缺乏活力的散文复活，但过分看重题材显然有失偏狭。足不出户的普鲁斯特以其惊人的想像力写出了辉煌的《追忆逝水年华》，他在肉体被限制和禁锢的情况下，能够让心灵挣脱所有的现实绳索，遨游于空灵之境，这样的文学不仅没有“隔膜着、凝固着”，而且其文字中澎湃着一种难以阻遏的生命能量，在娓娓长谈中释放出一种微弱的、绵长的却可以化解一切的暗力，这样的不绝长流真可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其中灌注的生命意志是外部的强力所难以征服的。真正悲哀的是那些身体在行走而精神却“隔膜着、凝固着”的写作，即使“行万里路”也无法让灵魂走出世俗功利的算计，甚至“行万里路”恰恰是为了谋取社会声誉与商业利益，而写出来的文字也只是纪实的、广告式的、卖弄辞藻的“公文”。穆涛说：“无论怎么写，散文要大起来，必然要自在，要生活生命的自在状态，要写作时的自在状态。”这样的散文与其说是“行动散文”，毋宁说是“动态散文”更准确，这样的散文在审美姿态上永远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包孕着一种抗拒庸常的心力，而不是心甘情愿地做现实的俘虏，即使在表面的“闲适”中也隐含着对生活的一种曲折的反抗与不满，就像周作人笔下那种难以改变现实而又不得不忍受现实的“苦味”，这分明是一种灰色的绝望和抗议，是绝望到无法激动更无法激烈的悲哀。

在某种意义上，当今的散文作家最缺乏的不是户外的经验，更不缺乏路上的奔忙，他们缺乏的恰恰是静下来的功夫，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来来往往的利益让人们普遍地浮躁起来，眼中只有实在的、具体的“物”，而倾听天籁的灵窍却被堵塞了，当心灵中填满了功利的欲念时，超越世俗的想像就被窒息了。应当把文学看成“无用”的寄托而不是“有用”的工具，文学需要选择、忘却，需要孤独，只有这样，作家们才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才能不依附于与自己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的文化主流，才能怀着热爱同类的愿望去反抗同类的谬误，才能“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不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乡愿”，在作品中堆积鸡毛蒜皮，宣泄日常得失所引发的情绪垃圾。因此，《美文》鼓呼“行动散文”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激活作用，使散文界开始思考如何将散文表面的“行动”深化成精神的“内动”。
散文的活力与人气也不在于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一种完美和高大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散文缺乏活力与人气的表现。正如贾平凹所言：“文章可以写得不华美，但一定得内涵深厚，可以写得不聪明，但一定得整体浑然，可以写得粗糙，但一定得鲜活。”（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98年7期编前设想》，《美文》1998年第7期。） 90年代以来流行的所谓“智性写作”，作家们的“智性”成了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和自作聪明，成了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世界与芸芸众生的愚钝。而“文化散文”成了作家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人格高尚、视野宽广的文化表演，其实，真正的“文化含量”并不是一种轻浮的炫耀与卖弄，而是真正深入到文化的灵魂与内核，与复杂多元的、充满冲突的文化长河一起撕裂、挣扎和突围。如果文化仅仅是一种抬高身价、附庸风雅的点缀与化妆，那么，这样的文化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附庸的、工具化的、文过饰非的东西。我个人以为，那种全知全能的、先知先觉的、神圣化的、普遍化的、容不得任何怀疑的、颠扑不破的智慧是虚假的，真正的智慧是在经验与思索中孕育出来的，是在不断的考验与质疑中生长起来的。我非常欣赏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的一段话：“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呢？”（注：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美文》难得的地方也正在于不过分地追求精致和完美，甚至故意地保留原生态的粗朴，也即“大美存焉，靡丽当除”，（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4年第7期。） 不是将刊物办成一个自以为完美的而事实上是封闭的、狭隘的、沉闷的园地，而是宁愿有缺陷也不愿丧失活力。正因为这样，《美文》才能够“尽量在约来的稿件和自然来稿中用自然来稿，在名人稿件和未名人稿件中用未名人稿件，在老名人稿件和少名人稿件中用少名人稿件”，（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98年7期编前设想》，《美文》1998年第7期。） 并连续两年为甘肃作者鲍鹏山开设专栏《再读圣贤》，推出了谢子安等散文新人。《美文》也极为关注现实与精神的困惑与犹疑，而拒绝发布具有教义或宣教式的内容。比如1994年第8期编发的关于神秘文化的专题，并不是为了寻找正确答案，而是旨在呈现现象背后的世道人心，贾平凹这样评点：“多少年来，社会上最时兴的除了钱，就是气功呀，特异功能呀，预测和养生，一个世纪末里的浮躁和困惑，使此岸站满了人，驾着舟，抱着木，或者脚手并用泅游着要去彼岸，当年的洛河上空只有甄妃，如今大师们成批产生。”（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4年第8期。） 还有像韩羽的《半分利》与《赵结巴》一类文章，作家书写了两个有缺陷的人物对自己的童年和早期绘画的影响，没有像一些自传那样“大而特地抒写自己童年的天分或不幸，没有那种大任落肩膀之前天降磨砺的自娱感怀”。（注：穆涛《稿边笔记》，《美文》1996年第2期。） 也就是说，《美文》尊重常识，拒绝极端性的、二元对立的激烈，以宽容的编辑风格承认美丑共存的现实，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不要企图产生指导意义，也不要哗众取宠，扎实的做咱们的工作。”（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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