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针对严家炎的批评，提出了六个问题进行反驳。柳青的反批评以捍卫主人公梁生宝的价值和地位为中心。梁生宝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他实质上代表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理想的农民形象的一种期待，是作家忠心拥护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直接体现者。因此梁生宝形象的地位是决不允许降低的。降低这一人物的地位，就是对人物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梁三老汉的形象即使塑造得再成功，也不能成为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人物——他最多只是以往作品里中间人物的一个综合与总结，他无法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的崭新品质，因而也就无法在新的美学标准中处于最高的等级。在此，作家对梁生宝形象的捍卫，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捍卫。

严家炎从人物丰满的性格、真实的农民气质来肯定梁三老汉形象，但柳青对人物性格有自己的理解。柳青指出：“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这样，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的情节里头。”[8] 可见，柳青对人物有着自觉的分类意识。梁生宝形象无疑具有很强的理想性，因为他身上可能具有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已经被作者附加到别的人物身上。梁三老汉就是这种“盲目性”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应当归属到作者要描写的“次要人物”的行列。梁生宝却必须处在人物典型秩序中的最高级，按照作者的主观意图，要把他“描写为党的忠实的儿子”，他的行为和思想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重要的领导作用。如果对梁生宝形象的价值发生质疑，就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质疑。所以柳青理直气壮地反诘道：“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的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她？”[8]

双方评价人物典型时，使用了不同的美学标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话语力量之间为争夺“规范”地位而进行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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