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布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摘 要 题】域外现代文学研究

【关 键 词】《边城》/沈从文/述评

【正 文】
域外学者，国别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学习的，因此他们的《边城》研究也值得系统地进行一番审阅。从收集到的文本来看，有关《边城》的研究前后时间近七十年，涉及的域外学者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和新加坡。学者主要有日本的松枝茂夫，小岛九代，城谷武男，韩国的安承雄、朴宰范，新加坡的王润华，美国的夏志清、金介甫等。《边城》的专论或涉及《边城》研究的达数十篇(处)之多。论及的方面也很多，但从总体情况来看，主要类型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相当，可归纳在三个小标题下评述，即：“牧歌——中国形象说”，“悲剧说”，“象征说”。三个标题与本人另一篇文章《七十年来国内〈边城〉研究述评》所设三个标题近似，可以比照来看。

　　　　一、牧歌——中国人形象说

在域外学者那里，较早使用“牧歌”一词概括《边城》特点的是美国的夏志清，他在《中国小说史》中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小说。夏志清从文体角度审阅《边城》，认为《边城》运用的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又称“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二者同是一种高度聪明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之产品（注：[美]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小说》，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英文原版，1962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比夏志清研究沈从文还要早的是日本的松枝茂夫。松枝茂夫在1938年翻译出版了《边城》，在译后记里，他不是用“牧歌”一词来概括《边城》特色，而是用“完美诗式的故事”来概括，其实两种表达几乎可以互换。松枝茂夫是为了“追求与介绍真正的中国人”而研究中国文学。他认为《边城》“教给我真正的中国民族如何是纯真可爱的民族”，是“没有毒害过的，无垢纯真的中国人”，松枝茂夫从《边城》找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心底潜藏着的“真正的中国人”。日本的山室静写有《〈边城〉小感》一文，这篇文章曾收在松枝茂夫、高田白穰合译的日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五卷《丁玲·沈从文》之后，山室静称《边城》的恋情“有一种不能动摇的美与内心必然性，似乎达到了永远令人抱有怀念之情的典型程度”，《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山室静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指出了这牧歌之下埋藏着的激情，山室静指出：“作者的笔表面上是淡泊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对近代文明的激烈批评和抗议——至少说潜藏着激烈厌恶。于是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船主兄弟对她的恋慕之情，都尽量描写得朴素可爱、浪漫而理想化了”（注：[日]山室静《〈边城〉小感》，转引自[日]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天、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重庆市秀山县永昌印刷厂，渝秀新出内准字(2002)15号。）。日本小岛九代的专著《沈从文——人与作品》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边城》。专章中采用了沈从文《〈长河〉题记》里所说的“常”与“变”的概念。以《边城》的世界为“常”，以《长河》的世界为“变”进行探讨。小岛认为《边城》描写的是一个“常”的形态的“理想的世界”。《边城》里的人物“在牧歌世界里朴质、纯真、谨慎、安分地生活”。与山室静相似的是，小岛也认为，沈从文描绘出“爱”与“美”的理想世界，是要与现实对置，“要批评现实”。当然，作为日本第一本沈从文研究的专著，小岛比她的前辈视野要开阔得多，除了以上两方面审阅《边城》外，她还从创作动机上探讨创作《边城》的动机和根源。小岛认为，《边城》的创作起源于沈从文辛亥革命及当兵时目睹过“无意思而愚蠢的杀人”而“对当权者不可消灭的不信与厌恶”（注：[日]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边城〉试论》，参见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日本汲古书院版1997年.亦参见小岛久代撰龙长顺译《沈从文文学中的“常”和“变”——〈边城〉》与〈长河〉巡礼，载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第5期.亦参见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在、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见注②。）。日本学者宫原哲雄在《沈从文杂感》中也谈到《边城》，其中的熟悉与山室静近似，宫原说：“他是怀着对现代的都市文明的批判和厌恶感情，而写出《边城》的”，其中“广泛地描写了边城的美丽大自然和这自然中的生活”（注：[日]宫原哲雄《沈从文杂感》，载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年版。）。金介甫在最近写的《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持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把“牧歌小说”的概念等同“田园诗性小说”的概念，并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更贴近希腊的‘田园’的概念”。金介甫的文章在沈从文的《边城》和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这两部中篇小说提供了颇能鸟瞰稳定和自给自足村镇社会的比较画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田园诗性还表现在高雅、朴素、以及形式和语言的谐调感上”。两个作品都表现了“钟爱、天真、忠诚、勇气、不计等级——这一切在沈从文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有非凡的东亚色彩”。“非凡的东亚色彩”即“牧歌”或“田园诗”色彩。金介甫不能肯定三岛由纪夫是否读过《边城》，但他肯定“《潮骚》的创作灵感源出第二世纪一首朗戈斯的有关达孚尼与克洛耶这一对不幸恋人的古希腊传奇挽歌”（注：金介甫撰，彭京译《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载《从文学刊》第一辑。）。金介甫的论文视野极为开阔，这篇论文是《边城》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沈从文与世界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

美国聂华苓在她的《沈从文评传》中也认为“《边城》代表了构成沈从文‘乡下人’未被现代文明糟践的理想世界的概念”，在这个“理想世界”中“自然景色、城市、风俗习惯和人民——这一切都融和一体”。聂华苓还结合另一个作品谈到《边城》的特色，她说：“沈从文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是雕塑家，在《边城》中成了画家”（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这种“画家论”最早见于夏志清的评论。夏志清说，沈从文“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划出来……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画家”，韩国安承雄则认为《边城》能给人一种“山水画似的美感”（注：[韩]安承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载2000年《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

这些看法在域外学者中几乎是一种共识。比这种熟悉更一步的是新加坡的王润华。王润华透过表层的田园牧歌山水画美感，深入作品的内部，认为《边城》结构运用的是“山水画结构”。他说“小心推敲过《边城》，基于小说之组织与意义之表现手法，我认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有许多类同的地方”，不同的是“前者用语言文字，后者用线条色彩作为表达媒介”（注：(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1997年9月香港《南北版》第88期。）。综前所述，域外学者用“牧歌”、“田园诗”、“无垢纯真的中国形象”、“山水画美感”概括了《边城》给人最突出的审美感受。沈从文曾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这样解释《边城》的创作意图，即：“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美丽、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本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桩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这个小说既写了“乐”也写了“哀”，在域外学者的分析中，写“美丽、健康”，写“乐”的方面是主要的，是基调，这一点，与国内学者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他们早在30年代就把《边城》人物看着“无垢天真到中国人”形象，这一点对国内学者的熟悉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悲剧——命运说

“乐”的另一面是“哀”，“哀”即悲剧。一部《边城》涉及的人物主要有老船夫一家四个人，顺顺一家三个人，加上杨马兵等约八个人，结局是四死一伤(二佬伤心出门，无音信)，翠翠在孤独中等待，这种情状属悲剧结局。关于《边城》的悲剧问题在域外学者的评论中，似乎没有得到非凡强调。沈从文的研究专家夏志清，几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没有就此展开议论（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认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的水引导着“爱情的发展和完成”，而在《边城》里，“水和爱情的胜利却不是相辅相成”，作品“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她说：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边城》整个“调子是凄凉的”，反映了“人类的紧张状态”。（注：[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载1989年《湖南文学》第9期。） 后来，日本的城谷武男写有《〈边城〉主题考》一文，城谷对《边城》的悲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城谷武男提出了《边城》人的“人生状态本来是健康漂亮又不悖乎人性的，为什么所产生的又尽悉悲剧结果呢”的问题，接着搬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涉及的两对概念——理性和感情、意志和偶然，来考察《边城》的人物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城谷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属于人的，而感情偶然不能由人力制约”，“于是小说的逻辑就成了人为与神意的缠结，”“翠翠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与神意所左右的人”。最后，城谷感叹地说：“每一个登场人物虽然如此地纯朴，勤俭、和平、正直”，“但也有那么多的不幸来到他们身边”。城谷认为：“这个悲剧是人为和神意互相磨擦所生成的一种样态”。城谷认为沈从文的《水云》的写作重点是对《边城》的评价。《水云》在这个故事上中两次使用了悲剧的判定。据此，城谷肯定“《边城》当然是悲剧的”。论文中，城谷大段引用沈从文的《水云》中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的是如下一段：

生命在生活中流动，我们生活中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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