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是东方文化研究所承担的一个科研课题。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思路”。所谓“思路”者，就是对这个问题所思
索的过程。这只是一条“小路”，一种“探路”，提出来和朋友们交流，
目的是求得指路或引路。

            一、把两个“世纪之交”联起来思索，会得到极其深刻的历史的启迪

    我们面临的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即将过去的20世纪
末，我们身在其中，已经看了许多，想了许多，还要继续看、继续想。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21世纪会是怎样开头呢？我们只能想，还看不到，
因为它虽然即将到来，毕竟还没有到来。但是，一百年前，也有一个“
世纪之交”，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即本世纪之交。这已经全部到来而
且全部过去了。当然，对于全部到来和全部过去的“历史”，任何人都
不可能全部看到和全部想到。因为历史太广大了，而个人（包括伟人）
太狭小了。但是，过去的事情，终究是已经存在的了。从已有到未有，
温故而知新。一般地讲，这是一种认识方法。特殊地讲，从已经过去的
上一个“世纪之交”到尚未全部到来的这一个世纪之交，这个认识方法，
具有极大的历史启迪意义。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的先
导。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新世纪”，就是20世纪。这个世纪开始的
大事件在文化上就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怎样发生的？1919年之前，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
侵华、21条不平等条约、巴黎凡尔赛和约……五·四运动的发生，直接
的原因是民族压迫的刺激，中华民族想求得生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与
此俱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凶恶而无能的清王朝以及它统治下的黑暗
的社会，人民想解放必须反对封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不容否认的。
    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出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之后，
历史的步伐来得太疾、太猛了。令当时的先进分子目不暇接，无法从容
观察、从容认识、从容应付，不知不觉地就被卷入大潮，仓促地“跟着
感觉走”了。当然，这是一种革命的感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新世纪初，即本纪的头一、二十年，历史提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任务和问题：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现代化与西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新国粹与新儒学……。除了社会主义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的坚持和发展，历尽千辛万苦排除种种困境，
终于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外，其它许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从
容思考认真解决。即令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其历史的因缘，也可以从上个世纪之交寻求到它先天不足
的源头。
    本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高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但是对于植根
于宗法家庭制的封建主义意识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以致于半个世纪
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一个恶性的大发作。
    本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高高举起反帝的旗帜，但是对于帝国
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历史作用还
没有来得及认识和认真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浪潮就汹涌地到来了。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的大势是：苏联的工业化迅速发展，而西方
资本主义正遇到1929年以后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在许多先进分子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了根。据本世纪的同龄人，亲身参
加过五·四运动的中国先进文化人，有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夏衍同志
的回忆，这种历史条件对当年的先进青年，影响是很大的。最典型的是
表现在“左联”的思想中。据夏衍同志的回忆，当时的左联有两种思想
很突出，一是片面强调文化、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提出“一切文艺都
是宣传”的口号。这位几乎是领导了我国的文化工作一辈子的老党员很
有感触地回忆说，从这种思想到文艺从属政治，到文艺为政治服务，到
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到文艺为政策服务，到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
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20年代到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都能寻找到它
的脉络。当时左联的第二个突出的思想是关门主义。左联一成立，第一
个纲领便是：“我们的文艺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
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
，就是出身剥削家庭的知识分子，这是左的关门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关门主义”呢？夏衍同志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派青年的幼
雅，二是受第三国际把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作“最凶恶的敌人”的论点的
影响。[1]
    对照上一个世纪之交，联系起来反思我们的这个“世纪之交”，难
道不是极具历史的启迪吗？

            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破产和它的代表人物的心迹

    和上一个“世纪之交”相比，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文
化中心论”的衰弱以致于破产。表现这种变化的典型作品是发表在美国
《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斯·亨廷顿的文章：《
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世界舆论的批评，亨氏又在《
纽约时报》撰文回应，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立场和心迹。
    亨廷顿预言，冷战结束以后，代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
对立的，将是文化差异。他预言，未来的格局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
亨廷顿说，“过去五年来世局不变，冷战模式已成为历史。我们无疑需
要一套新模式，以便把世界政治整理出一个头绪，研判它的发展方向”。
亨廷顿看到了“今天世界上充满各式各样的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社团
主义、市场共产主义，个个都生气蓬勃”，他看到了非西方国家的经济
成就“助长文化自信”，“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对自己的文明愈来愈自
觉，而且倾向于把经济成就归功于独特的传统和制度”。亨廷顿批评说，
“冷战结束时，西方把事实过于简单化与自命不凡的表态，以及目前西
文价值观耀武扬威的姿态，都令东亚和东南亚感到不平”。亨廷顿敏感
地看到“中文已取代英文成为香港的地言语言”，等等。于是，亨廷顿
警告西方政府，儒教和伊斯兰教将联手起来对抗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世
界的极大的威胁。
    亨廷顿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出的全球性的关注，生动地说明了，西方
中心论已经衰微，而他们的代表人士正在极力设法挽救已经失控的局势。
    西风已经凋零，是不是东风已够强劲，必须压倒西风呢？这是一个
需要反思问题。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一个“世纪之交”没有作完而留下来的课题

    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走向不是走到）和传统文化走出中世纪实
质上是一个含义。这个起点，应该追溯到17世纪。发生于17世纪的反道
学思潮，可以看到中国人文主义启蒙的表现。可惜，这个起步太艰难了，
历史充满了曲折复杂。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早已起步的步履反
而模糊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和“西方”重叠了起来，
而“传统文化”则被作为孔教的代表而与西化相对抗。胡适提出，只有
一心一意的西化，才能打破文化折衷论。陈独秀也认为新旧之间绝无调
和两存的余地。倒是曾经是改良派的梁启超，他从欧洲回来以后，提高
了认识，说出了比之陈、胡高明得多的见解来。
    梁启超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
西洋的文明，叫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对于传统文化，他又说，
要“语长道短”。“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道其短，则救时之言也”。
（见梁启超：《欧洲心影录》）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要讨论传统文化、现代化、西化的问题。
这也是历史的曲折复杂所决定的。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腐朽的封建主义
文化而遭到惨烈的摧残，如今劫后余生，当然要加倍努力地抢救，发扬
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哀弱，长期被压抑的对“国学”
的热爱之情，高扬了起来，于是就有了对所谓“国学热”的批评。其尖
锐程度提高到了“这是用‘国学’挤压马克思主义”的吓人的高度。马
克思主义难道还怕“国学”的“挤压”吗？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
立起来，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按照毛泽东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为了不变成教条，就要促进自身的“民族化”，这当然就包
含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生长发
展的土壤。
    令人遗憾的是，和梁启超上述的论点相比，我们的长进似乎并没有
什么可以夸耀的。这也是很值得反思的。

            四、传统文化·儒学·现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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