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反对在普遍的现代性意义上建立上海的合法性，首先是在“飞地”意识中建立的口岸城市对于传统中国的“非正统”观念，即上海的异己性，“非中国化”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巨大障碍。有人曾指出左翼电影《马路天使》与《十字街头》所采用的“传达知性观念”的街景蒙太奇手法：“摄影机角度或是极端偏左，或是极端偏右，使观众产生一种巨大的水泥建筑行将崩塌的感觉。”[6] 因此，它必须在“反抗上海”这一线索中建立上海的现代性意义。左翼的“上海”继承了此前人们对于上海的各种想象，如道德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上海——社会主义思想上的。
    在茅盾《虹》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梅有一条对于上海的认识线索，从中我们可以探知，左翼怎样在新的城市空间里形成对上海的认识。初入上海，梅女士对他的引路人——一个革命者——梁刚夫说：“上海当然是文明的都市，但是太市侩气，你又说是文化的中心。不错，大报馆、大书坊，还有无数的大学都在这里，但这些就是文化吗？一百个不相信！这些还不是代表了大洋钱、小角子，拜金主义就是上海的文化。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有点市侩气……不错，上海人所崇拜的就是利。”显然，这与五四时期创造社等人对都市的看法有着共同之处。梅女士目睹了各式各样的上海面貌：这里既有市侩味的都市气，也有浑身国粹味的旧文人、旧式词赋与旧小说、逊清掌故，既有醒狮派国家主义的运动，也有不新不旧的畸形婚姻，更有徐自强式的虽曰革命、其实堕入腐烂生活方式中的革命者。而她却最终认定了一个“上海”，即她所谓“真正的上海”。她对友人徐绮君说：“你没有看见真正的上海的血液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
    “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7] (P437)在左翼的空间想象中，大略由以下一些典型的图景构成：杨树浦、闸北、工厂、亭子间、灶披间、监狱、沪北贫民窟、外滩、港口等等。借助这一空间，左翼文学要完成一幅关于国家革命的图景。正如同蒋光慈《短裤党》对上海的判断：“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踏得居民如在地狱中过生活，简直难以呼吸。”蒋光慈要以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为题，以达成这样的雄心：“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普罗文学到左翼文学，大都进行类似的阶级斗争叙述，如龚冰庐、冯乃超的《阿珍》，左明的《夜之颤动》，楼适夷的《活路》及田汉的《年夜饭》、《梅雨》、《姊妹》、《顾正红之死》、《月光曲》等。一方面，上海的城市生活被置于雇佣劳动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导之下，人物的身份大都为制度所限定，如“包身工”、“包饭作”、“买身工”等。人物命定既然与经济制度相关，因此，城市个体的遭际往往上升为制度问题。以田汉《火之跳舞》为例。田汉偶见刊有浦东大火的报道，此事纯属肇事者性格原因所致，但田汉却深究下去：“工人阿二因失业不名一文，其妻疑有外遇，岂非因他不拿钱回来？阿二不拿钱是失业的结果，无从得钱。再一问阿二为何失业，这问题就与整个社会问题相结合了。”[9] (P2)因此，这一幕性格悲剧，被最终写成了工人因失业与资方收租人之间冲突的社会悲剧，倒与个人性格无关了。在这里，作品的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汉以社会制度为主体的想象方式，也就是说，与阶级、制度无关的社会生活不可能获得左翼叙述上海的合法性。某些作品也只是在这一层面有局限突破，而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范式，如丁玲的《奔》、魏金枝的《奶妈》等。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国家革命被左翼文学认定为必须带有集团政党性质。殷夫的诗歌经常写到工人运动程序化内容，如《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议决》所写的委员会组织、会议表决等等。其使用的第一人称“我们”是典型的公共主体，表明了左翼文学在国家政治公共空间的存在特性。
    在左翼的视野中，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构成上海表述的两个基石，两者都具有世界主义背景。前者是将上海等城市的经济、政治纳入到全球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背景之下，结论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上海的边缘性，于是，大量表现上海经济破产的作品纷纷出现，并以《子夜》为代表，表明了在中国进入世界后对国家殖民性的思考。后者则最终导向有关民族国家的革命叙述。在这一线索下，晚清民初的民族主义叙述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叙述，转换为阶级立场，即以无产阶级的国内斗争完成民族国家。这一思维显然也具有当时全球性的无产阶级国家运动背景，例如德国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朝鲜的“高丽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与日本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等都有此倾向。
    左翼的写作模式在30年代成为一种时尚，对其他各种形态的文学都有影响。早期海派中也有从经济、政治角度对中国国家公共性的写作文本。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曾计划创作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又名《中国进行》)。该书并未面世，但从其卷首引子《上海的狐步舞》中可以看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类路子。赵家璧曾回忆说，穆时英受到帕索斯《美国三部曲》的影响，“准备按多斯·帕索斯的写法写中国”，把时代背景、时代中心人物、作者自身经历和小说故事的叙述，融合在一起写个独特的长篇”[9]。其友人曾谈到他的写作计划：“他雄心勃勃地想描绘一幅1931年中国的横断面：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水灾、匪患，在都市里，经济萧条、灯红酒绿、失业、抢劫。”[10]《良友》杂志还为其刊登广告，说“写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几乎可以说是《子夜》的翻版。“大水灾”也好，“九一八”也好，都是中国国家问题的标志，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更是《子夜》式的内容。当然，这并非说海派有浓重的国家叙述之倾向，而是说，即使如早期海派这样力图抹去国家内容的派别，也存有以经济、政治主导性表达国家意义的情况。
    不过，左翼文学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唯物史观，即从经济入手，发现社会现象的经济动因与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体结构，以此全面阐释中国城市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新动向。而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建立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析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往往导致在对上海城市的表现上，无可避免地产生以欧洲理论将中国格式化的情形，这种情形反而容易导致对上海城市的资本主义理解，造成城市现代性中心的问题。比如，工业经济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如商会、工会)对城市的主导，城市经济、政治对乡村中国的主导，城市人属性中的经济性对于伦理性的主导，城市阶级关系对多元社会关系的主导，城市现代性对于乡村社会的摧毁等等。即以经济角度来说，其表现形式大多为“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经济形式，而产业工人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一种完全集团化的组织活动。无疑，这反而导致对上海已经资本主义化与高度现代性的中心性想象，相应的，上海这座中国城市的非现代性与不发达状态反而被忽略。究其原委，在于左翼的上海叙事是一种非个人、非经验的叙述，不仅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也以经济的政治中心性叙述代替个人的经验的多元性叙述。
    在这里，以经济政治为主导，从而判定城市资本、政权权力关系的“国家性”思维可能是一个妨碍。为了清晰地制造一个现代国家的城市文本，必然要将上海本有的混沌状态格式化为一元主体。有意思的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有一部小说，书名即叫《上海》，其中以1925年的五卅反日、反英运动为中心事件。横光也要突出上海城市的现代性，并认为它主要体现为“东洋对欧洲的最初战斗”。但同时，他没有忘掉上海作为东方城市的地方性，想描写的“只是一个布满尘埃的不可思议的东方城市”。这部小说被认为对上海的定位有三个向度，即“殖民地城市”、“革命城市”，“贫民窟城市”。“甲谷代表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代理人，阿彬代表了都市风俗的阴暗面，宫子代表了都市上层的风俗，高重代表了日本资本主义，芳秋兰代表了工人运动和革命势力，山口代表了东洋的颓废和亚洲主义者，白俄妓女奥尔加代表了流亡者和娼妓中的世界主义者”，因此，《上海》“把上海这个城市的全体当作了主人公”，并“发现了资本主义和大众这两者真正的关系”[11] (P109-110)，而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上海。所以，横光利一“也对广为人知的上海的场所加以想象，一边把无名的里弄编织进去，充分表现了当时上海的复杂和深不可测”[12] (P200)。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其与茅盾等人的区别。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许多作家都有游历上海的经历。一开始也有基于上海的西方想象，如岸田吟香、谷崎润一郎等。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上海中西混杂的一面开始成为他们对亚洲性思考的来源，如芥川龙之介、井上红梅、村松梢风、金子光晴、吉行幸助以及横光利一等。虽然他们对上海“不正宗的西洋”的看法不免日本人心态，但却规避了单纯的现代性视野，其经常使用的“魔都”一词，带着对上海新旧莫名复杂状态的地方知识色彩。
    三
    至20世纪30年代，自晚清开始的另一种上海城市现代性，即物质与消费现代性前所未有地凸现。美国学者白鲁恂曾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13]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港口货运量占中国4/5，吞吐量达到40000万吨，外贸总额达到10亿美元。作为金融中心，上海集中了世界40多家银行、170多家保险公司，占西方在华金融投资的79.2％。至1936年，总行设在上海的西方洋行有771家，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产值占全国一半。其中，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投资占全国35.3％，产值占全国一半以上。1936年，上海钢铁及其制品输出占全国的78.6％，机器及其零件输出占全国的80.2％[14]。
    从城市风貌来说，至30年代，上海城市面貌大致完成。外滩一带建筑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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