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人教版）第五册《报任安书》（课本第97页的第30条注释）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 矛盾 疑问 探讨 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自己与众不同的学说。”我以抛砖引玉之心情提出此说，希望能够引起讨论，最后求得一个确切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