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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的基点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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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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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像西方表音文字那样求逻辑求明晰，不过，如果比较一下以古代汉语为基础的文言文和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白话文，我们又会看到前者其实是对模糊性与形象性之汉语特征的固定和强化，而后者由于双音节词的增多，句子的拉长，句子成份的复杂化、语义信息的精确化等等，使其在表意功能上更接近于西方语言。自然，对于汉语之固有特征来说，它便不是巩固与捍卫，而是破坏和消解了。古代文论家以古代汉语思维、以文言文写作，在写作中又追求诗语言的简约与传神、韵味与格调，于是，无论是从“语言是思维的材料”的传统观点考虑还是从“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的现代西方观点理解，语言都造就了古文论家特殊的思维风格和言说风格，而由于这种风格的长期渗透和漫长积淀，古代文论终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五四废文言兴白话表面上是宣告了文言文的寿终正寝，实际上却也顺便抽去了古代文论得以“安身立命”的另一块重要基石，这就使得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没有了着落。同时，由于已经定型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客观上与现代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言说习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又使得古代文论无法有机地融入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现代文论系统之中。而现代文论系统所追求的系统化、精确化和科学化事实上又本能地排斥着古代文论的固有特征，所有这些终于使古代文论如同孤魂野鬼，陷入一种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地。有的学者在分析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却不幸终成绝响的原因时指出：“以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为代表的那种依赖主观直觉的传统印象式批评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注重精密和系统的现代思维习惯。”9说的也正是这种尴尬处境。而假如不能使古代文论摆脱掉这种尴尬处境，恐怕很难能使它在当代有所作为。
由此看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而由于这个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增大不会减小，所以，对转换的可能性我本人持悲观态度。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难而进、孜孜以求，但问题是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功告成了，转换过来的古代文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呢？我们从事的是不是一种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从目前出台的转换计划和重建方案中，我并没有看到多少吉祥之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失语症的实质是范畴和运思方式和文化根基的失落，那我们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工作也就要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话语入手，从现代的学术观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论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言说方式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10 从重要范畴的清理出发，以点带面，铺展开来，由外向里，深入下去，这种思路并非不可取，但问题是清理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思维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西化、理性化与科学化了，我们现在既无法驱除掉思维领域的基本元素，又无法以古人的方式去感知和体验那些在古人看来是灵犀相通、意蕴丰厚的范畴，所以，我们的清理很可能依然是理性之刀下的“生硬切割”，我们所能获得的很可能只是适合于我们感悟力和知解力的片面占有。而“通过具体的对话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使之回到言说中来，使其话语功能在言说中得到还原”，11 这种清理方法表面上可行程度似乎更大一些，但实际上仍摆脱不了如前所述的思维悖论。
如果从话语重建的当代性层面思考，我们又会发现古代文论转换的理由并不充分，可供转换的东西在当今也并不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众所周知，构成古代文论精华所在的是对抒情文学进行品评的诗话和词话，我们现在所谓重要范畴的清理也主要指的是对散落于诗话和词话中的范畴清理。不能否认，这些范畴在古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而之所以具有生机和活力，关键在于范畴的使用以及由范畴为核心所构成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与批评对象（诗词歌赋）是吻合一致的。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却是一个抒情文学淡出叙事文学勃兴的过程，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意境”之所以不敌从西方舶来的范畴“典型”而最终失去了话语资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而在当今时代，由于诗性智慧的失落、情感深度的削平、表现冲动的萎缩、接受兴趣的转移……种种迹象表明，叙事文学将会进一步扩大它的地盘，成为以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品类。面对这样一种文学现实，在抒情文学传统中所形成的古典文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只会显得不伦不类、捉襟见肘和无所适从。在以前的中西批评术语之战中，我们那些博大精深的兴象、妙悟、传神、韵味、风骨、情采、境界被种种意浅味寡的主题、情节、内容、形式、典型、环境挤兑得无地自容了，这当然令人憋气，而更让人难堪的是，在以后的中西批评话语之争中，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古典批评话语依然得在原型、反讽、陌生化、镜像化、堂皇叙事、符号矩阵等等现代西方批评话语面前甘拜下风，看来，由于古代批评话语与当代批评对象的错位，我们恐怕难以获得重振古代文论雄风的契机，也并不能使我们赢得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无意为重建当代文论话语（通过承接传统文化和转换古代文论）的热心倡导者泼凉水，而只是想澄清和指出一些基本的事实。应该承认，重建当代文论话语这一话题其实还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诱惑性和煽情性的，因为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学人来说，又有谁不想拥有我们自己的术语、范畴，自说自话，又有谁想邯郸学步代洋人立言以致承受失语的痛苦呢？然而问题是我们当然可以热血沸腾地冲动和罗曼蒂克地幻想，但我们更应该冷静而平静地面对现实。而现实的境况是我们早已丢失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捡回来似乎不太容易，我们的脑子中也早已塞满了种种西方古典、现代的范畴概念，把它们扔掉似乎又不大可能。我们现在惊呼失语，试图重建自己的文论话语，但即使是最基本的命题设计，我们不是也失语般地借用了话语（discourse）这一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范畴吗？因此，假如失语之说可以成立的话，我们的文论话语重建工作也只能在已经失语的基础上展开，在继续失语的过程中完成。而既然我们无法扭转这一局面，那么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姿态，少一些虚构杜撰的中西对抗立场，多一些打量他者话语虚心、善意的目光，同时也多一些消化它们、为我所用的自信和气量，我们的话语重建工作才可能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附记：上文写毕，笔者又读到了曹顺庆、李思屈二先生的长文《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对于曹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第四部分内容“重建的重要步骤——运用”，因为能否运用和如何运用不仅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究竟应该在当代学人心目中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而且也关系到重建过程中转换生成的得失成败。然而，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以为曹文仅仅在表层上分析了人们不运用的主观原因，却回避了从深层去思考为什么人们不运用或难运用的客观依据。曹文说：“有很多人都对中国文论话语的价值深信不疑，但就是没有运用的意识，理论家们大多是把它束之高阁，以供把玩。这种态度表面上十分重视中国文论，实际上却在不自觉地把中国文论从现实的沃土中连根拔起，阻断了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可能性。”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少运用多把玩除了一个理论家的“意识”问题外，是不是它本身还暗含着一个可运用性弱、可把玩性强的事实呢？
我想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无论是从思维运演还是从语言固定的层面看，传统文论话语基本上都是鉴赏式的。这是古人感性冲动的一种凝结，是他们把握艺术世界的独特方式的体现。当我们对这种鉴赏式的话语采用一种鉴赏式乃至把玩式的态度时，我们不但能与它迅速接通，而且还能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和享受；而当我们以一种理性分析的姿态与它交往时，则难免会有生硬切割之痕。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在于前者的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效应而后者则无法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另一方面，由于鉴赏式的文论话语重凝固性的结果呈现轻发散性的过程表达，所以它常常以一种“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方式封闭了思维的进一步演进。同时，也由于它在形成过程中没有经过理性的设计和逻辑的爬梳，致使它的深层结构中缺少一种分析的功能。这样，当鉴赏式的文论话语转换成分析式的批评话语时便难免捉襟见肘，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因此呈现出了被运用性差、可操作性难的特征。
因此，当曹文以“意象”为例来说明国人缺少运用意识以致成全了西方人的“意象批评”时，我以为这恰恰暗示了中国文论话语的缺陷。事实上，中国的“意象”之所以没有演变成西方的“意象批评”，关键在于作为“意象”的传统文论话语不具有生成现代批评话语的基质。而当“意象”被移植至西方文论语境中之后，由于西方思维方式的渗透和言说方式的改造，才终于使“意象”具有了理性内涵，也才终于使意象批评话语的建立具有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意象批评固然借鉴了中国的意象，但它依然是一种西方批评话语，它的能运用、可操作也依然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文论语境之上的。而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意象批评并非传统文论话语的意象之产物；从意象批评的可运用性方面，也并不能必然推出中国的文论话语具有实际运用的丰富的可能性之结论。
1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2 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3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4 傅铿：《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见《论传统•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第440－441页。
6 转引自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宗白华先生亦有类似说法，参阅《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7 [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8 蒋孔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见《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9 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0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11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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