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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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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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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定性。这样,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大胆叛逆来表达自己的“新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以及对于传统王权政权的叛逆。鲁迅先生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古代经典中发现的是“吃人”二字,康有为、顾颉刚的疑经辨史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学术史内部的事件,它的语境恰好是传统政治权力的深刻危机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怀疑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怀疑经典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规范,就是怀疑乃至消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这场疑经辨史运动,首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然后才是学术革命。康有为辨史的目的就是“托古改制”,为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文化与政权寻找合法性。
建国以后,由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紧密地联系于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建国方针,所以这个问题必然涉及政党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操控。解放后不久的对于《武训传》、《红楼梦》的批判,70 年代对于《水浒》的批判,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主导意识形态建构新中国文化认同的努力。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与不同的国家理念、现代化方案选择,必然反映到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解上,也反映到文学经典化标准的确立上。与此相应,国家话语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调整,也必然会牵涉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重新阐释。在解放初到70 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史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使得一批带有强烈大众化倾向的作家(如赵树理) 被经典化,同时也使张爱玲钱钟书等西化或知识分子化的作家遭受冷遇(其最明显的证据是大学文学史教材与文学作品选对这些作家的边缘化处理) 。从80 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 但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 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同时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⑤“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正在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总之,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角度可以勘测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权力如何作用于或渗透到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文学经典与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争夺
值得指出的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这两次有代表性的事件都引发了文学界、文化界内部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表面看来集中于:到底如何评价像郭沫若、茅盾这样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紧密的作家? 但是这个论争的背后不仅牵涉到审美标准与文学趣味的分歧,也不仅关乎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差异,而且涉及知识分子内部文化资本的争夺。降低郭沫若、茅盾等的大师地位,必然使得与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家以及通过研究他们而成为学术界权威的学者的文化资本受到极大贬值,使得他们在文学等级秩序与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因而捍卫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革命作家,是与捍卫自己的文化资本、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那些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 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利益与权力的干系。重新经典化的过程涉及颠覆传统的或现存的文学秩序,试图建立新的文学秩序,如果他们的颠覆与重建获得成功,那么,从事这种颠覆与重建的人(“离经叛道者”) 就会因此赢得巨大的文化与学术资本,并在新的文学/ 学术秩序中占据原先被别人占据的地位。经典之争可以说非常集中、非常戏剧性地折射出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之争。
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虽然这个利益常常以经济利益的“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 斗争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在文化场域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或艺术姿态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知识利益同时也是“ 政治”利益。在布迪厄看来:“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maneuvers) ,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⑥文学艺术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他们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阶级,而且在争夺文化合法性的斗争中产生严重分化。
知识分子的分化以及他们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其在文化生产场中所处的位置。在文化生产与知识场域内部,知识分子的位置不同,这些位置是对抗性地建构的。一般而言,在任何文化生产场域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个对立的位置与群体:支配性的位置与被支配性的位置,相应地,那些占据支配性位置的人就是一些寻求维护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地位加以再生产的保守派,而那些占据被统治地位的人则成为努力颠覆现存文化场域结构的先锋派,后者试图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象征形式,挑战这个秩序。这样,知识分子的斗争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试图颠覆这种统治地位的人之间。
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对作家、艺术家的分析,那么,文学艺术场域中的斗争常常发生在“新”、“旧”(或激进派与保守派) 两个阵营之间,发生在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的挑战者之间,前者在文学艺术场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财富(positional property) ,即由于占据某种重要地位(比如作家协会中的领导,大学的名牌教授等) 而获得的财富,或这个职位所提供的资本与权威性。布迪厄暗示这种斗争常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因为年代/ 年纪常常把文化定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颠覆这些定则的那些人分离出来,成为“保守者”与“革命者”的区别性标志。艺术家、作家、学者在文化与知识场域中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文化(以及文学艺术) 合法性,即对于合法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行为的命名权。由于特定的文化产品一旦获得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它被神圣化为“经典”作品,所以,合法性的斗争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经典”的命名权的争夺。作家之间的斗争从而也可以理解为是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没有获得这种地位的人或挑战现有经典的合法性、权威性的人之间的斗争。前者常常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捍卫“正统”, 而后者则采用颠覆的策略——发展“异端”。
布迪厄对于“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的分析,从根源上可以上溯到韦伯对于“牧师”与“预言家”的区分。“牧师”代表业已确立权威地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而预言家则代表挑战这种权威的人,倾向于摧毁既存的文化秩序与文化经典。布迪厄继承与发展了韦伯的划分,并把他们分别命名为“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前者再生产并传播文化的现存合法形式(它们常常表现为经典作品),后者则力图创造、发明新的文化合法性形式(也就是重新经典化或再经典化) 。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产品的经典化与反经典化虽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利益驱动,但是这种利益常常又采取了隐蔽的形式,因为知识分子几乎从来不会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是把这种利益诉求包裹在“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类谋利益”等超功利的口号下。
另外,布迪厄还认为:经典化的过程是与各种文化艺术的机构或评估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包括:艺术评论(及机构) 、作品的引用率、获奖情况、作家在专职机构中的位置、学术职位等,它们都是一些重要的权威的合法化机构。
布迪厄虽然承认,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大众在当代文化生产中获得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认为,确立最合法的文化形式、掌控文化经典化权力的,依然是那些代表精英文化的权威文化、艺术以及学术机构,比如各种权威性的艺术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作家协会、艺术评论机构以及大学。其中大学在文学艺术的经典化方面的作用特别受到布迪厄的重视。他争论说: 大学拥有把特定的作家与作品加以“神圣化”的巨大的权威,“大学声称拥有传播被圣化的过去作品——被它当作‘经典’——的垄断权,以及(通过授予学位以及其他东西) 把与这些经典作品最一致的文化消费者加以合法化与神圣化的垄断权。”这样, 布迪厄认为:文化场域对于教育系统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因为后者具有对合法文化加以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
布迪厄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进入大学教科书(比如各种文学史,各种文学史资料选) 常常是经典化的最重要的途径,相应地,教科书的内容变化以及文学作品选的篇目调整也就成为再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当然,知识分子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紧张。这种紧张的根源之一是教育的神圣化功能与作家的艺术生产之间常常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布迪厄认为,文化艺术生产场的重要驱动力来自对于差异的追求,每个作家,特别是那些新生的、在文化场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还没有得到经典化的作家,想要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立足,就必须采取革命的姿态、颠覆的姿态, 必须追求差异,重复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种没有止境的寻求差异的冲动,促使文化生产场持续地生产出竞争性的新文化与知识形式。但是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新文化形式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努力,最后常常被教育系统的神圣化权力所挫败,这是因为后者在赋予新文化形式以合法性方面总是表现出惰性与迟钝,与艺术家、作家日新月异的创新冲动相比,大学机构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保守性。这种紧张解释了为什么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系统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既恨学院过于“正统”、“书生气”、“保守”,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学院的加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教育系统把统治文化加以合法化的权力,这也证明了教育系统所确立的统治关系即使对于那些处于文化场域边缘的人也是有效的。布迪厄观察到:“对于学术权威的攻击有一些是来自那些位于大学系统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倾向于挑战大学的合法性,因此表明他们充分承认大学的裁判权,他们之所以攻击大学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大学的权威承认。”叛逆的知识分子寻求他们与之斗争的机构(包括大学) 的承认,这悖论式地强化了这些机构的合法性。
布迪厄对于大学的分析实际上也适用于其他的权威性的文学机构与学术机构,比如作家协会、主流杂志、重要的批评评价机构、各种评奖机构等,这种机构同样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巨大权力,这些机构化权威的把持者同样常常倾向于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新生的、先锋的与革命性的力量,维持文化生产场域的现存的权力格局。而对于这些机构,那些以先锋与革命的姿态自我标榜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也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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