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现实”与“超越现实”如果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讲人的创造性。但不同点在于：首先，“穿越现实”后的世界是“不同于现实”的。中国文化精神是讲和谐的，这种和谐的当代解释叫“平衡”。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才能构成平衡。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思想系统，分别奠定在《易经》和《圣经》上，而且在功能上各有利弊。比如西方讲人对天的征服，好处是带来发展，弊端是侵略性；而东方讲天人合一，好处是和谐，弊端是很难有大的变化发展，所以你不能简单说孰优孰劣。人类与自然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原生态是人类永远返不回的家园，这就是大自然永远的好处。我们说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往往抓住人的文化的正面因素，却没有看到人的文化造成的大量负面因素是大自然不具备的。所以大自然再怎样运动变化，它不会生态失衡。以此类推，艺术也是“不同于现实”的。越是好的艺术现实功能反而越弱，心灵依托的功能越强。比如我们就不好说《红楼梦》的魅力在于有批判封建社会这一现实功能，因为反封建的作品很多，它们为什么没有产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以《红楼梦》的艺术奥妙在于构筑一个作家自己的世界，从而让人们进入其中获得一种不同于现实的心灵依托。既然性质不同，《红楼梦》也就都不能成为现实发展的理想，任何好的文学作品也都不能。其次，“穿越现实”具有尊重具象现实的含义，其抽象和意境，都应该穿越具象的事物才能达到。我注意到中国民间抽象艺术，其材料都是具像的。一串小鸟、一串花变成一条线。前几天北京的朋友寄给我一组“明代家具设计”的图案，有一幅是两个凳子连在一起，其中一个凳子象小孩一样翘起一条腿，这一翘实用性就没了，它成为一个有抽象性的图案，但它的材料就是现实中的明代凳子。我认为这就叫“穿越具象”，而不是西方式的“脱离具象”。中国的“四大名著”也是尊重世俗的、具象的。我想《西游记》如果缺少了“猪八戒”，可看性就会很低。“猪八戒”不仅使这个文学世界充满了世俗性，欲望性，而且使其充满了戏剧性、故事性。唐僧、孙悟空、沙僧、猪八戒由于分别代表了圣性、英雄性、平凡性、欲望性，这就使故事情节跌宕有致、饶有趣味，体现了很明显的现实化特征。今天我们看好的一些作家，比如张爱铃为什么那么红？金庸地位为什么那么急剧上升？那也是与他们的作品尊重世俗性和情节故事性有关的。

                                            “穿越现实”与“超脱现实”的区别

如果说，儒家的“介入现实”是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忧患”为方法的话，那么这个“忧患”的内容是由儒家文化所给定的。比如“修、齐、治、平”，“修什么”、“怎么修”，这些儒家都有规定。所以用“人的文化创造”作为人文的界定的话，儒家“忧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还缺少“个体创造”的努力。也因为缺少这种努力，儒家讲的“介入现实”一旦碰到困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很容易选择放弃对现实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关注。这就是道家所主张的“超脱现实”。“超脱现实”表面上好象是回避现实，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很现实化的精神，《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超脱现实”，是指超脱儒家所关心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沉浸在一个自己构筑的自然怡情现实中。“忘知”，“忘欲”，“忘利”，是老子对“超脱现实”的解释，并构成“体道”的悠然、淡泊的境界。这样一个境界与我所说的“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有以下两点重要区别：

第一，“超脱现实”不要求个人思想创造的介入，也不要求直面现实政治文化，而“穿越现实”则强调这种介入和直面。一个人“知”和“思”都忘掉了，怎么谈思想和思想创造？所以老庄的境界接近于不思不想无忧无虑的动物状态，这种状态很像牛羊一样在草原上“逍遥”漫步。但这个状态对现实我认为没有批判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是用不管政治文化来默许了现行政治文化的合理性的。所以“超脱现实”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用放弃思想和思想创造的态度治学，除了会将学术材料化、文学文体化、文章文笔化、知识博学化以获得无思的智性快乐外，它还会造成审美感受上的类型化。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惬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也是惬意，一直到贾平凹的《静虚村记》，还没有进村就醉倒在大树旁，同样是惬意。这就必然影响文学的独创性品格。反之，“穿越现实”的穿越动力，就来自于“思”和“思想”，而“思”和“思想”又来自于“穿越者”所直面的现实政治文化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构成对既有知识的挑战。所以在“求知”上，“穿越现实”主张一种“尊重现有知识又改造现有知识”的“知识生产”的态度。所以在“思想和学术”这个二元范畴中，“穿越现实”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没有发现、发明和个人创造的学术和思想，其实价值都是有限的。而我们只有通过发现、发明和创造才能影响这个社会。

第二，“超脱现实”会因为缺少现实生命力和自我意识而流于孱弱，而“穿越现实”则体现为对欲望、生命力、现实自我的尊重。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超脱现实”的突出代表，我觉得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可谓代表。这是一个非常清纯而孱弱的形象。“清纯”是因为脱离了世俗纷争和所谓的污秽人格，与湘西纯净的山水非常和谐；但“孱弱”又是因为她不具备与现实打交道所必须的生命力、自我实现的意志等现实内容所致；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除了社会环境或者封建势力的因素以外，我认为翠翠身上现实生命力和自我实现的意志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人太干净了，反而不一定健康和有力量了。所以依赖“超脱现实”的道家人文品格，要想面对和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那是十分困难的。反之，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虽然总体上属于道家文化的人生态度，“超脱”于时代政治生活，但是他的好吃则体现了对世俗生活的亲和，展现了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欲望；而他对下棋的着迷以及最后参加棋赛的拼搏情景，则体现出一个青年人在不正常的时代顽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努力。这两点，无疑使他与道家“超脱现实”的恬淡、闲适境界有所区别，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人的世俗性和现代意识。所以我以为王一生具有某种“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

                                  “穿越现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例

当然，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穿越现实”的典型范例，我首先想提及的是苏轼。首先，在文艺理论上，苏轼从不反对“文以载道”，但儒、道、释的“道”又解释不了他的诗，体现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比如他的《琴诗》是这样写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个关系就把我们文化性的“合一关系”转化成人和物的“分离、对等的关系”，而人和物的分离是个前提，这和儒家、道家讲人对天、礼、物的从属是不合拍的，但又没有西方文化人与物的冲突性，所以哲学意蕴很别致，可称为“关系本体论”。这是中国文化思维难得的带有主客体意味的一种平等的张力存在，这个思想不在儒家、道家和禅宗哲学中。其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苏轼不对抗新党和旧党，但这两党都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看法。而且作为一个士大夫，他没有任何士大夫之气，可以和渔翁和小孩做朋友。参寥的《东坡先生挽词》是这样写苏轼的:“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一般人被罢官了会很沮丧，但苏轼不然，流放海南依然豁达乐观。当官不为官所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健康人格。健康就是什么事物都尊重之，但都不为它所限。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苏轼的人和文是合一的，那就是独立的人才写出独特的文，但这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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