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观中国古代诗歌题材的流变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随着疆域和外交范围的不断扩大，诗人的足迹和他们所描写的地域题材日益向四边延伸，而且由于每个时代的边疆局势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艰苦，民族性格强毅，民俗独特而丰富，历代政治势力进退空间甚大，从而给诗人们的旅行和创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无限生机。特别是唐、元、明、清几朝，西部旅行诗歌创作颇为繁荣，而且从总体上讲，“西渐”趋向日益明显强化。这些旅行诗歌以表现西部民俗文化和山川形胜风光的为最多，而不论何种诗歌，民俗又是激发人们创作的重要酵素之一，民俗与旅行诗歌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仅就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特别是清代诗歌中的民俗因素作一述论。
一
为便于讨论，首先应界定“西部”的地理范围和明白西部旅行诗歌发展的基本概况。
（一）关于“西部”的地理范围
“西部”一词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中的所指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古代无“西部”之说，而称之为“西域”。李修生先生认为：“西域是对中原而言。”即西部地区的意思。（《清代西域诗辑注>序》）它的范围正如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西域范围》中所言：“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但总以新疆地区为中心而伸缩，明清时狭义的“西域”基本上指新疆及附近地带。而目前所谓“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则明显地指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和西南的川、渝、藏、滇、黔五省区及广西、内蒙古西部等地区。显然，清代人心目中的“西域”与20世纪末的“西部”在地理范围的所指有天壤之别。而它们与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的地理实际均不相符合。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和学坛上曾兴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当时学者们笔下的“西部”的地理范围就并不相同，但约略来看，不外乎四种。1、即新疆地区，实际是延续古代概念；2、中国西部地区，略等于世纪末政府所指的西部；3、西北五省区，即西北地区；4、我在《中国西部诗歌史概述》中指出的：“西部诗歌的地理范围应当包括宁夏、甘肃（主意是西北部分）、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西部这样一大片土地。”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文学研究中对所谓“西部文学”独有的的特质上去理解的，不过从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的创作实际看，这种理解或所指还是切合西部旅行诗歌的美学特征实际的，因而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因为陕西以及四川中东部、甘肃东部在文化形态上明显地属于中原汉族文化圈，云贵高原虽然也曾是边塞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地域气候和民族性格比较温柔，汉文化渗透深，总体上属于农业文化。而青藏高原、新疆和甘肃西部及宁夏的一部分，甚至内蒙西部地带历来以草原游牧文化而著称，又是典型的西部边塞地带，与其它地区（东北和蒙古地区除外）相比产生于这些地区或描写这些地区的古代旅行诗歌基本上有着悲壮、苍凉、雄奇、浩瀚等共同的特点。因此本文所谓“西部旅行诗歌”的空间配置即以此为准。
（二）古代西部旅行诗歌史概貌
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史上，西部旅行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发展并非如同整个文学史那样连续不断地演化发展，而是与中央政府势力在西部的消长相适应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大致上可分为六个时期：
1、漫长的萌芽时期（先秦到隋朝）。在《诗经》、楚辞中已有些涉及西部的诗句，但不属于旅行创作的结果。两汉、南北朝时出现了《天马歌》、《乌孙公主歌》、《匈奴歌》、《陇上歌》、《陇头歌》等歌谣以及一些文人诗歌，但只有少量的作者才到过西部。隋炀帝西巡，部分文人的足迹随之到达西平（今西宁）、河西走廊等地，但也没留下什么堪可传诵的作品来。但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诗人们就没有西部意识，不少诗篇中有诸如“天山”、“焉支”、“陇头”、“先零”等西部地名和部族名。
2、灿烂的崛起时期（唐代）。唐朝特别是前半期由于唐帝国的空前强盛，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中央政府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整个诗歌艺术空前繁荣。不少的诗人如骆宾王、王昌龄、高适、岑参、李益等因为各种原因旅行于西部大地，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岑参两次从军西域，足迹远至天山轮台，写出了如《敦煌太守后庭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天山雪歌送萧治还京》等数十篇西部旅行诗歌，开创了奇峭伟拔的一代边塞诗风，对后世的西部旅行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历来未被学界重视的中唐诗人吕温。他在唐德宗末年出使吐蕃，旅行于青藏高原，写下了《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蕃中答退浑词》等名副其实的西部旅行诗歌。如《经河源军汉村作》是他在西去途中经过今青海省西宁市时写的，生动地反映了在异民族统治下的河湟汉族遗民的生活情形：
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优腊华风亦暗存。暂住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另外如《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首次描写了西藏拉萨大山的秀丽风光。唐代西部诗歌由于其整体成就，评论者颇多，故本文不作为重点论述。
3、寥落的中歇时期（五代、宋及西夏、金）。这时期随着中原动乱，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逐渐强大且不时更替，汉民族文化中心向东南转移，西部旅行诗歌因之相对寂寞了起来。词坛上令人想起的也就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等几首作品，词人足迹所至不过是陕甘一带而已。
4、蓬勃的恢复时期（元、明代）。这时的西部旅行诗歌随着中央王朝恢复对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而复兴，旅行到西部的诗人日益增多，留下来的旅行诗歌作品也比较多。元代以耶律楚材为代表，他在西域河中府（今在俄罗斯境内）创作的数十首描写西域风土人情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价值。进入明代，西部旅行诗歌一下子繁荣起来。以作者身份而言，可分为四类。一是宗泐、克新、陈诚等使者，他们奉命旅行于新疆和青藏高原，甚至远到印度，写作了一批旅行诗歌。特别是诗僧宗泐，奉朱元璋之命去印度求遗经，往返取道青藏高原，在他的旅行诗歌中对这里以及印度的山川胜景和风俗民情进行了描绘。如《和苏平仲见寄》：
西去诸峰千万层，帐房牛粪夜燃灯。马河只许皮船渡，戎地全凭骡骑乘。青盖赤幡迎汉使，茜衣红帽杂蕃僧。愧如玄藏新归路，欲学翻经独未能。又如《望河源》一诗，首次生动而详尽地描写了黄河源头及阿尼玛卿山的壮丽景象，记述了他在河源与藏族同胞谈论河源问题的情景。二是活动于甘宁青一带的王越、王以旗、唐龙、杨一清、王琼、陈棐、张九一、吕大器等将帅官吏，留诗颇丰。三是被贬滴到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的解缙、郭登、岳正、龙膺、包节、牟伦等文人才子和朝廷官员，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四是李梦阳、张问仁、赵时春、刘芳猷等一批土生土长的文人。这时候虽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旅行诗人，旅行诗歌作品数量也很可观，但没有出现像岑参那样伟大的西部旅行诗人。
5、辉煌的丰收时期（清代）。
20世纪也可看作是旧体西部旅行诗歌的余响时期，也有不少的旅行诗人和旅行诗歌，但因古体诗歌创作已退为非主流文学体裁，社会影响远远不及清代，更不能与唐代相比了。当然从新体裁的西部文学说，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后的西部旅行诗歌还非常繁荣，但那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题目。
二
上文已提及，清代的西部旅行诗歌堪称大丰收。这时，西部旅行诗歌创作的重心随着清王朝的强盛而一下子从河湟和河西一带向西移到了青海西部和西藏、新疆全境。由于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御外安内战争的行为，一大批来自中原的诗人有幸旅行于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江河源头、西康卫藏。据粗略估计，有清一代亲自旅行西部土地并留下作品集（不一定完全是西部旅行诗歌）的诗人有250家左右，其中不乏著名诗人。他们或宦游、或从征、或考察、或流放，历前人未历之境，见前人未见之景，特别是目睹边疆民俗文化，耳濡目染。其景其情，使这些诗人们诗兴大发，创作出了大量内容新颖、意境迥异、风格独特的诗词作品。所以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诗家辈出不穷，题材大为拓宽，内容丰富多彩，数量极其宏富。其中最优美的要数边疆风光诗歌和民族风情诗歌，而以描写民族风土人情的诗歌最富有研究价值。
清代西部旅行诗人主要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从征型军旅诗人。主要涌现于乾隆五十六、七年（1791—1792年）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军的战役中，最为著名的是杨揆，次为孙士毅、李若虚，另外还有和琳、方维甸、徐长发、周蔼联等。他们都是这次战役的文职指战员或运粮官，有机会游历藏族地区，写了许多旅行诗歌，其中杨揆留诗130多首，孙士毅留诗260多首，李若虚有诗词300首左右。其它战役中的军旅诗人如著名将帅岳钟琪、左宗棠等先后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也创作了一些诗篇。总的说来，他们因为处于住偬戎事之中，与老百姓接触不多，而所历山川风景极多，故以风光诗居多。但李若虚因留居拉萨多年，其《实夫诗存》、《海棠巢词稿》中的西部旅行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与其它军旅诗人明显不同。军旅诗人以汉族文人居多。
（二）宦游型官吏诗人。他们在西部地区任职期间和赴任、离任途中创作了不少诗歌。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西部远离中央政府，且又地域非常辽阔，因此旅途十分遥远，如从北京奉命去拉萨上任，旅途一般都在半年以上。所以旅行诗歌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相当份量。西藏方面主要有和瑛、松筠、文干、斌良等，新疆方面主要有国梁、福庆、成书、许乃毂、萨迎阿、成瑞、志锐、王树相等，甘宁青等地主要有许孙荃、杨应琚、龚景瀚、杨芳灿、顾光旭、张祥河、文孚、阔普通武等。这些留下大量西部旅行诗歌的官员除个别人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以满族、蒙古族文人居多，这自然与朝廷用人倾向有关。但是他们以少数民族者的眼光来观察、认知和描写西部民族民俗，有着不同于汉族文人的特点，值得研究。如在清前期，入藏或入新为官的大部分作者都能与西部民族在情感上沟通，以描写赞赏西部山河和民族风情的较多。而到后期，一些满族文人则由于逐渐脱离其民族本来的生活方式而变为皇城贵族，一旦身临西部，便往往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其落后与艰苦，因此诋毁、丑化西部民族生活文化的作品就多了起来。如恭钊《湟中竹枝词》、阔普通武《尺五园诗草》就比较典型。
（三）使者型诗人。即作为钦差大臣赴西部主持某种仪典（如祭奠蒙藏首领）、与少数民族首领协商事宜、巡察军事民政等的官员。这类官员基本上是满族文人，后期也偶尔有汉族文人。他们在漫漫旅途中和异乡的目的地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前者如道光年间先后赴青海牧区致祭蒙古札萨克的大臣斌良、奎照，分别在《[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