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种牌坊，如棠樾牌坊、江宅木牌坊，均集书法、雕刻、建筑于一体，造型独特，观赏价值极高。加之村人聚玩憩闲的水口之类的园林，台阁池亭，石刻极精；宝塔卧桥，花木成趣。巍峨的祠堂，幽雅的街厅，奇巧的厅院……从这个角度观察，《丰南志》说徽州是“彬彬乎文物之乡”，是名符其实的。这些建筑是对徽州人最直观最生动的文化熏陶。

  徽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还有赖于得天独厚的纸、墨、笔、砚的开发和制作。像婺源龙尾山所产的龙尾石，石质坚润，呵之即泽，光洁莹亮，徽人便因石取势，雕琢成颇耐观赏的砚台，世称“歙砚”。徽墨的形制、花纹，特别讲究，使墨锭成为一种艺术品。

    而“一文钱”故事所说的甲、乙徽商所具备的绘画本领，自明代以来，几乎是徽州人都希望学习掌握的一种技巧，连最低层的农夫住家的檐壁也绘满了图画，富足的图画收藏家则将价值数万的郑板桥、金农的作品粘柱障壁，以至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徽州人都以绘画为雅事，和体现自身价值的目标，收藏书画则成为最流行的时尚。正因如此，徽州画家之多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画绩斐然者，就达四百二十余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安画派”。

    直接与之相关联的是徽州的版画。明清一直流传“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明代新安黄氏一族，就是其卓越的代表。他们父传子受，数代相继，当时的徽州，作坊刻凿之声，如鼓似筝，彻夜不息。任何一个徽州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感染，“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自不例外。

    尤其是明末徽州胡正言所创的“饾板”、“拱花”技法，即用饾饤般大小板块，按画稿位置固定在案上，分别刷以各种颜色，使其有深浅浓淡，显现物象的阴阳向背，成为一张五色缤纷的图画。“拱花”是将刻好的线纹板不刷色，印时用纸压在板面上，使行云隆起，花卉轮廓，禽兽羽毛，流水涟涟……一一凸现在纸面，俊逸纤丽，穷工极巧，绣像绣梓，展卷悦目。这都会给“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以深深的影响。

    由此要说到的是徽州的刻书。自明以来，徽州出外经商者日多，足迹遍布海内，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全国地理自然状况。这正像隆庆年间刻《一统路程图记》的休宁人黄汴，恐天下人像他那样“厄于歧路”，于是，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数家《程图》，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27年编成了这犹如旅行交通指南的书。由于此书可以为漫漫的商旅行程提供方便，所以接连印刷三次。

    此后，万历年间又有陆嘘云的《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问世，其中时令、人物、身体、病症、五谷、荤食、衣冠、首饰、丝帛、靴鞋、百工、杂货等各种常识，一应俱全。这种为商人编写刊刻的日用百科全书，对外出经商的徽人帮助是很大的，使其对各地风土人情、性格喜恶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正是在这类书籍的潜移默化下，针对苏州人好玩的习俗，想出制造玩具点子来的。

    这也和徽州热爱伎艺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休宁碎事》曾记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演出的台戏就有109座。又据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一条史料，也能说明这一问题：金陵上河，是徽州木商的聚居地。每年灯会，他们的仪仗器物，皆剪纸为之，五色粘合，备极灿烂，雕镂纤巧，殆类神工。空其中，可燃烛，人物灯式，宛肖真者，伞灯尤奇，还有穿茉莉结成的，超出想象。徽商制灯的耗费，就不下4000两银子!正是徽商这样的热衷于娱乐活动的素质，触发了“一文钱”故事中那位徽商制作玩具出卖的灵感。

    诸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当归结为徽州的教育。仅《康熙徽州府志》统计，当时的“社学”就达562所。《光绪婺源乡土志》这样记载：

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

    徽州的教育是相当雄厚的，是从基层，从娃娃抓起的。

    可是明代徽州却有句“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的谚语，即按徽俗，如清代《豆棚闲话》小说所写：“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

    但这时外出的男童，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了。《光绪婺源县志》所说的奉父命服贾的董邦直，“奔走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在徽人看来，经商和学习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汪道昆《太函集》明确指出：“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这种“儒贾”、“贾儒”的模式，对徽商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汪道昆举嘉靖曹演的例子：曹因家贫“舍儒而贾”，起初仅是资微本薄的“下贾”，由于曹善于在经商中用“心计”，只五年就达到了“中贾”，十年就成为“上贾”了。

    《丰南志》记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承先，有空就翻阅史书，与人纵论社会兴衰，即使硕学大儒也认为不如他。吴承先因此获得了群商的信任，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来依靠他策划。吴承先也确实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当然这种能力并非天生，而是他抱定了“贾儒”的宗旨，重视学习的结果。

    这两个事例，使人领悟到：是教育给徽商打下了成功的根基。

    许朝恩正是综合了以上徽商所拥有的文化品格，浓缩成了“一文钱”的故事，它不乏传奇色彩，但它的确是徽商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写照——那就是徽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尽管一时衰败，但凭其优越的文化素质，也能在破落中找到希望，一点一滴做起，注意小本的积累，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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