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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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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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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回顾了近六十年来徽商研究的状况，综述了有关徽商起源、徽商资本积累、徽商的特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徽商研究应该大力发掘新材料，组织重大课题攻关，主动服务经济建设。
【英文摘要】The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y of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past 60 yesrs.It summarizes the origin，capital accumulation，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izhou merchants.It proposes that the study of Huizhou merchants explore new materials，develop important subjects study，and serv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一、徽商研究回眸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其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可谓首屈一指，对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商帮，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1947年傅衣凌发表了《明代徽商考》[1]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徽商”的概念，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研究徽商的第一人和奠基者。国外首先系统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1953年他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长文，后被傅衣凌、黄焕宗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此后，国内只有陈野（陈学文）的《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2]一文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形成、特色及其作用进行了论述。 60年代前期，中山大学叶显恩开始了对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的研究。他检阅了大量的徽州文献资料，先后两次到徽州实地调查，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徽商研究的拓荒者。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摩肩接踵，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研究徽商已不合时宜。十年文化浩劫时期，徽商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黄山书社1983年版）一书，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成立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等先后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研究徽商的团体。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出版了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3]，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徽商研究竖立了第一座里程碑。以此作为基础，徽商研究迅速升温。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一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研究机构也逐渐增多，除安徽师大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室前身）外，还有安徽省徽学研究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杭州市徽学研究会、黄山学院徽州学研究所等，上述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虽以“徽学”、“徽州学”、“皖南历史文化”冠名，但徽商无疑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二十年来，出版了研究徽商的著作有20多部，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3]、《徽商史话》[4]、《徽州朝奉》[5]、《徽商研究》[6]、《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7]、《富甲一方的徽商》[8]、《徽商与经营文化》[9]、《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10]、《左儒右贾——安徽帮》[11]、《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12]、《徽商与徽学》[13]、《绩溪徽商》、《绩溪徽商》（续）[14]等。其中《徽商研究》，54万余字，“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兴衰历史”，“准确地揭示了徽商的发展特征”、“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有关问题。”被认为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15]1998年获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同年又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1999年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除了上述专论徽商的著作外，还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6]、《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17]、《中国十大商帮》[18]、《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0]、《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21]、《两驿集》[22]等著作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徽商。论文据初步统计，国内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已有500余篇。
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众多的论著深入探讨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具体研究了徽商所从事的盐、典、茶、木和粮食、绸布等主要行业，还涉及到墨业、旅馆业、瓷器业、刻书业、药业等；不仅研究了徽商的主要活动范围，如长江流域、江南一带、运河沿线和京城北京，还涉及到江西、广东、福建、四川、东北，甚至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地域；不仅研究了徽商作为一个商帮的整体特色、性质，而且具体解剖了一些典型的徽州商人个体；不仅研究了商业本身的诸多内容，而且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和心理特征；不仅研究了徽商的商业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了徽商与土地、徽商与宗族、徽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了徽商与徽州艺术文化的关系；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使用了不少文书资料。
二、关于徽商的若干问题
1.徽商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下列观点：（1）东晋说。叶显恩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种族压迫，北方士族纷纷渡江南徙，地势险阻的徽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些具有经商传统的世家大族迁来后，因当地山多田少，不可能兼并大量的土地，所以仍兼营商业，故早在东晋，徽商就兴起了[23]。李则纲[24]、汪绍铨[25]也持同样观点。（2）南宋说。刘和惠认为徽商这一实体肇始于南末后期，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期，盛于明嘉靖以后至清康雍时期[26]。（3）明中叶说。王廷元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明中叶开始。徽商，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它与晋商、陕商、闽商、粤商一样，是个商帮的称号。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中叶才能具备。[27]
2.徽商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藤井宏认为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1）共同资本。即若干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形态；（2）委托资本。即由资本者授予资金给商人，直接委托经商；（3）婚姻资本。即借婚姻关系由妻家直接提供资本和以妻的嫁妆转化为商业资本。（4）援助资本。即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友好等富裕者的援助或贷予资金儿形成的资本。（5）遗产资本（继承资本）。即由父祖的遗产而变成的资本。 （6）官僚资本。即官僚（包括宦官）所提供的资本。（7）劳动资本。即白手起家，专恃自己劳动所得，积累而成的资本。[28]叶显恩认为，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于佃仆制的基础之上。身兼地主的徽商将从佃仆身上榨取来的杉木、茶、漆等土特产，以及用以承担商品运输的劳役租直接转化为原始型的商业资本，并使用佃仆营商或充当行商的保镖，这对徽商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并且指出，以封建政治势力作后盾，是徽州商人资本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23]王廷元则认为徽州大贾出自缙绅之门者并不罕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剥削佃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29]
3.徽商兴起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综合因素决定的：1）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水路交通发达，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自然资源（竹木等）丰富，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王珍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几点：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二是经商方式多样：走贩（长途贩运）；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30]。唐力行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31]。葛剑雄指出，考察徽商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自然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商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在当时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的路线非常方便，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徽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敏锐的商业眼光，在盐业经销上抢占先机，获得垄断地位。当然，其中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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