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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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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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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三是与徽州社会深厚的儒学渊源有关；四是出于强宗固族的需要。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对徽商商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首先是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成了徽商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次，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而进入商界，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成为徽商的中坚力量[81]。此外，他还有专文论述了徽州的商业教育、蒙养教育、教育特色等[82]。宗韵也对清代徽商的家庭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83]。
14.徽商与公益事业。徽商在致富后，曾在家乡和经商地从事大量公益事业，不少学者在论及徽商的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及徽商的商业道德时，都兼及徽商的公益事业。范金民以江南为中心专门考察了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指出徽商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在清代，徽商的慈善设施遍布江南城乡各地，其数量之多，没有其他商帮可比。从发展教育、延病就医到身后的妥善安置，徽商都有相应的保障性设施。发扬徽商以众帮众、互帮互持精神，实践逐利思义、化利为义的伦理追求，从而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和商业竞争力，应是徽商创建或不断扩建慈善设施的最基本动机和最直接的出发点。这些慈善设施的资金来源，全部或大部是江南当地和外地徽商承担，体现了不同区域间徽商横向之间频繁的联系。慈善设施的管理运作一概都依照订立的规条章程进行，条理清楚，职责明确，制度严密规范，因此，运作比较成功[84]。方利山则分析了在灾害面前徽商的“义行”、“义举”：竭诚捐赈，拯民于水火；出谋划策，苏民之所困；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积德尚善，不赚黑心钱。这些“义行”、“义举”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生命关怀[85]。卞利也有专文论述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86]。
15.徽商衰落的原因。清代中叶以后，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叶显恩指出：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但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又受到封建王朝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是导致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曾国藩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在徽州纵兵大掠，全部窖藏一空。至此，徽商已奄奄一息了。加上嘉庆以后，徽州的缙绅势力趋向式徽，使徽商失去了政治靠山。由于上述因素，徽商在晚清衰落了[36]。周晓光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州商帮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一，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就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二、这一时期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严重冲击。首先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再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三、战乱对徽州商人及其商业资本也造成了直接的打击，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徽商被迫赈饷和捐助团练；商人颠沛流离，无心经商。徽商从此一蹶不振[87]。葛剑雄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集中反映在市场和商品这两个方面。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盛，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1843年上海开埠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官僚、富商和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外贸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内贸相形见绌，生丝出口已由江浙移到上海，并由浙江丝商捷足先登，迟到的徽商又没有分到什么份额。机器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取代了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商品，在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的进逼下，粤、江、浙商人迅速崛起，徽商节节败退，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终于失去优势。他还指出，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海运轮船从西方传入后，运河运输的艰难和弊病更加突出。津浦铁路的通车最终导致了运河漕运的废弃，铁路沿线迅速繁荣，而沿运河城镇则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即使有勇气转移到上海等地，留给他们的机会和空间已相当有限了[32]。王世华认为，徽商之所以衰落。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败涂地。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主要的是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代以后，外国资本来到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转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行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运输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充任买办，并兴办丝绸、棉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传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88]。
16.徽商的历史作用。叶显恩认为徽商财雄势大，手眼通天，在明清商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徽州商人造成大量货币资本在个人手里积聚，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历史前提，有的徽商已开始把部分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二是徽商所进行的远距离商品贩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起了促进作用。三是徽商对各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张海鹏则从一个行业、两块地域着手，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徽商对扬州、徽州的贡献。明清时期的扬州，无论是盐业生产的发展，城市面貌的改观，还是文化的繁荣，都与徽商财力、人力、智力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投入”是有积极意义的。徽商一部分利润又流归故里，以致对桑梓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一是促使了徽州地区不少市镇的兴起；二是徽州的园林、民居、牌坊、亭榭、街坊、桥梁、寺观、祠宇都别具一格，本身就是经济富有的一种反映，无疑还是徽商雄厚的财力所造成的；三是徽州文化独标一帜，自成派别，诸如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以及徽州朴学（皖派经学）、徽州篆刻、徽州刻书、徽派版画，还有徽剧、徽雕、徽菜等等，文化的基础是经济，而酿出“徽州文化”的“酵母”则是徽商[89]。卞孝萱以《扬州画舫录》为线索，参考有关文献，具体分析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清代前期，安徽马氏、鲍氏、郑氏、黄氏、吴氏、徐氏等业鹾于扬州，他们致富后，爱好风雅、建筑园亭、收藏古董、延聘文士、组织诗社、刻印典籍，提倡书画戏曲，资助书院膏火等等，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兴盛[90]。韩大成以徽商编写的《士商必要》、《士商类要》、《士商要览》三部书论述了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他指出，这三部书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记述了当时两京十三省交通干线以及与此有关的诸问题，如路线里程，盗、棍、险、疫，特产名胜。这些内容在我国交通史上是一大突破；对后人经商外出，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客商们的游览与求神祈福都是非常必要的。三部书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出外经商必须注意的各有关事项，其中不少内容是出于作者创造性劳动，如路引、行期，车船、脚夫，投税、投牙等。总之，这三部书积累了无数商人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不仅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与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普及地理交通知识，指导广大商人出外经商都有重要历史意义[91]。
三、徽商研究前瞻
迄今为止，徽商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样，徽商研究还要深入，还要发展，永无止境。
1.大力发掘新材料。徽商资料的特点是多、广、散。所谓多，是指数量多。徽商持续四五百年时间，从商人数又那么多，必然留下数量庞大的资料。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恐怕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资料有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广，是指徽商资料分布广。徽商足迹“几遍宇内”，那么徽商资料当然也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不少徽商还飘洋过海，在外国经营，因此，外国的文献中也必然会有徽商的资料。所谓散，是指徽商资料的载体散。既存在于方志、文集、史著、宗谱、小说、杂著等各种文献资料中，也存在于各种文书、碑刻、信函、帐簿中，还存在于耄耋老人的口碑传说中。文书资料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正在得到保护和整理，但仍有不少散落在民间，由于各种原因，正在一天天毁灭，需要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至于“口碑”资料的“抢救”，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承载这些口碑资料的耄耋老人，他们或者本人就是徽商，或者父祖曾是徽商，他们知道很多徽商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座座宝库。但他们已是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再不“抢救”，这些资料就将永远失去了，这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绩溪县的邵之惠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走访有关老人，“抢救”了不少徽商资料，连续推出《绩溪徽商》、《绩溪徽商（续）》，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发掘了大量的新材料，徽商研究才能如鱼得水，深入发展。否则，徽商研究难免成为无米之炊。
2.积极开展多学科研究。徽商研究要取得新进展，必须开展多学科研究。徽商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单靠历史学的方法已不能适应需要，还应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多学科合作要扩大研究视野。从时间上说，过去研究徽商偏重于她的兴起和鼎盛时期，而对徽商的衰落时期研究较少。从范围上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江南、运河沿线、长江沿线，这是对的。但不能忽视徽商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如北京、东北、广东，尤其是海外，目前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以及徽商在海外的活动研究显得薄弱，材料发掘也很有限，亟待加强。从研究对象来说，从宏观上研究徽商整体的文章较多，从微观上研究徽商个案的文章较少。另外，对一些徽商望族的个案研究也很不够。
3.努力进行原创研究。目前在徽商研究领域也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一是有的同志不愿花大力气，开展田野调查，去努力搜集、发掘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风。张海鹏先生当年率领课题组成员数度奔赴徽州、北京、上海、南京、合肥等地，搜集资料，编成了第一部资料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陈智超先生不顾年迈，甘坐冷板凳，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对700余通明人手札潜心研究两年，克服重重困难，整理、释读这些信札，著成《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使长期尘封的徽商资料重见天日。二是学术规范缺失。一些学者不愿花气力去搜集新资料，大量地引用别人文章中的资料，不加注明。低水平重复研究也大量出现，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学术泡沫。因此，我们应大力提倡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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