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
 |
时间：2009-8-8 16:49:14 来源：不详
|
|
|
bsp; 4.徽商的特色。张海鹏、唐力行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33]。但张明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而并非徽商的特色。[34]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说“贾而好儒”不是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的特色，是就其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的，并非在这些商帮中就找不到“贾而好儒”的例子。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是说它反映了徽商整体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这一判断也是得到同时代人认同的，如明人谢肇涮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而对其他商帮，就难以找到这样整体性的评价[35]。
5.徽商的性质。叶显恩指出，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子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历史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36]。杨明明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37]。
6.徽商的经营行业。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典、茶、木、粮食、棉布、丝绸、墨业等等。
盐业。盐商是徽商的中坚，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刘淼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从而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38]。张海鹏分析了徽州盐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明清时代，徽商连袂而来两淮有两次。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到了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他还分析了徽商两批涌入两淮的缘由[39]，指出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就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40]。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41]。扬州淮安河下曾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聚居地，过去，对这里的徽商研究尚属空白，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文献，揭示了河下镇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以及生活状况[42]。于海根则从文化侧面研究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43]。韩国学者曹永宪探讨了明代徽州盐商的商籍问题，他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44]。
典业。王世华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他还指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道德[45]。王廷元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46]。
茶业。吴仁安、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47]。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后，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压价，并自往产茶地办货，独操利柄，使得一度中兴的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情况[48]。王国键具体分析了五口通商后徽州“洋庄”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情况[49]。
木业。王珍认为徽州木商可分两大体系，一是取材于本地，地产外销；再是贩卖于外地，外购外销。木商采购木材的方式，一是收购零星木材，一是买青山，雇工砍伐。木材主要销往杭、嘉、湖、沪、苏、常一带。各地来买货的称水客，徽州木商称山客，山水客通过中间人（木行）联系洽谈生意。徽帮在杭州开设的木行，最盛时达百余家[50]。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经营的三个环节：采伐、运输和销售。木商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统治者加重商税的政策，面对工人的怠工和运输途中的种种纠葛，面对其他商帮的竞争和内部的矛盾。会馆公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木商在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主要用来买田置地，支持宗族，因而起着加固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51]。张海鹏、王廷元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认为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是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因而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木商的经营方式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大多能取得丰厚的利润。
粮业。李琳琦认为，徽州粮商贸易重点是在长江区域的四川、江西，特别是苏浙和湖广地区，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徽州粮商的活动，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区域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52]。王世华指出，粮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粮商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采内销。即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第二阶段：外采外销，即把四川、湖广、江西、安徽之粮通过长江运往江浙销售。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加上资金充足，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P135-142）。
棉布业。王廷元论述了徽商在江南棉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江南许多盛产棉布的城镇都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在江南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等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最活跃的棉布收购商，也是江南棉布染踹业的主要经营者，更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徽商在棉布贸易中的活动，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棉织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徽商投资于棉布染踹业，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53]。
海外贸易。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既研究不足，又有较大分歧。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驵，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54]。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汪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55]。郑力民认为，以汪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集团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汪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也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