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
 |
时间：2009-8-8 16:49:14 来源：不详
|
|
|
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56]。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因此，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材料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57]。
其他行业。徽商除了经营上述几个主要行业外，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陈希、曹国庆、范金民、邵之惠、郑清土、徐学林、童光东[58]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墨业、瓷器业、刻书业、徽馆业、染色业、药业等行业的经营情况，使我们对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7.徽商的经营范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还有到海外经商的，众多学者分别研究了徽商在各地的经营活动。王廷元论述了徽商与吴楚贸易的情况，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在吴楚贸易中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控制了淮盐在湖广行销的专利权，而且吴楚之间的粮食贸易也大部分操纵在徽商之手。湖广四川出产的木材，多由长江水运至江宁、再转销苏州、扬州以及北方各地，而在这里拥巨资、操利权的又是徽商。徽商的活动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沿江一带市镇的兴起与繁荣更起着重要作用[59]。朱宗宙、刘淼、刘文智[60]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徽商在扬州的经营情况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少学者还分别研究了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芜湖、江西、景德镇、江南市镇、杭嘉湖地区、山东运河区域、西南民族地区等徽商的经营情况，以及给当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61]。
8.徽商经营之道。徽州商人，除小商小贩单凭个人及其家属之力从事商业活动之外，其经营规模较大者，一般都要使用大批人手为其从事商品的收购、管理、运输和销售。这些从业人员是怎样组合起来的？他们的职责如何？身份地位如何？与业主关系如何？王廷元对此做了研究，认为徽商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同族或同乡，这些从业人员或为伙计，或为雇工，或为学徒，他们的身份地位、职责和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得发展的机会，这对徽州商业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还指出，徽人中虽有驱奴经商的现象，但并不十分普遍。入清以后，徽州的主仆名份制度日渐松动，役使奴仆经商的做法已难于维持[62]。张明富认为徽商的经营之道表现在选贤用能，惟勤惟俭，预测市场、抓住时机，缘义取利，诚信无欺，保证质量，信誉至上等方面，这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63]。陈学文则将徽商的经营之道概括为“趋时观变”，具体表现在：重视商业信息，根据市场来选择经营行业和地域；慎选伙伴，合伙经营；艰苦勤劳的创业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热心公益事业，营造良好和谐的经商氛围；“贾而好儒”，关心子弟的培养；广告宣传和名牌意识[64]。李琳琦专就“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进行了剖析，认为“儒术”并非仅指“儒家的道德”，而是主要指儒学中治人、治事以至治国的道理和知识，“儒术”对徽商“贾事”的工具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儒术”为徽商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进行商业决策的方法论；“儒术”为徽商提供了选人、用人、待人之道；“儒术”成为徽商与官府结合的“粘合剂”[65]。王世华认为徽商在经营中表现了杰出的公关艺术，主要是讲求商业道德；广结良缘，无论是朝廷官员、文人士子，还是三教九流、布衣百姓，徽商都倾心交纳；善于用人；热心公益事业等，这些有助于徽商开拓市场，加强竞争力，提高美誉度，并为商务发展扫除障碍[66]。
9.徽商的商业道德。陈学文认为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64]。王世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包括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料；“贾而好儒”又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68]。王廷元指出，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主要表现在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促进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但这种义利观不利于徽商的资本积累及其向产业投资，使得商业利润封建化；同时也使得徽商始终处于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不能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69]。
10.徽商的经营文化。张海鹏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经营文化，主要表现在：一、“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二、经营观念与道德观念。经营观念是指效益观念（地缘效益、行业效益、集约效益）、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途程观念等，徽商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体现。三、社交文化与店堂文化。徽商社交文化的特点，既是“立体”的，又是“全方位”的。所谓“立体”的，是因为徽州的一些富商巨贾，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叟村夫、贫困羸弱，他们都能与之相交往。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徽商与士农工贾都相与结交，尤以与文士交往为乐事。徽商在营造店堂文化中，也独具匠心。如在店肆命名、店堂装饰、厅内陈设等方面颇为讲究，对外是对顾客的宣传，对内又是对店员的告诫与期望。而且，徽商营造店堂文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善于发挥名人效应[70]。周晓光专门论述了徽商“儒道”的经营理念问题。认为这种理念，首先是“以诚待人，崇尚信义”的经营原则。其次是“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经营之道。第三是“广置田地，睦族敬宗”的价值取向。第四是“活生为先，泽润亲友”的经营目的。此外，李琳琦还就徽商的店堂文化、柜台艺术和广告促销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71]。卞利、胡宪民分别探讨了徽商的法制观念，吴晓萍、李琳琦也对徽商的途程观念进行了论述[73]。
11.徽商精神。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王世华将徽商精神概括为：（1）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2）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3）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4）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5）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8]刘伯山将徽商精神的内涵诠释为四个方面：（1）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2）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3）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4）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74]。
12.徽商与文化。张民服认为，徽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商业活动，如经营文房四宝和刻书业。徽商致富后，又将相当一部分财力、精力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如捐资助学、兴建书院；教子业儒，参加科举；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从而说明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商业性集团，而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75]。张海鹏则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如徽商为新安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出巨资兴修书院，购置书籍，为理学家研讨理学提供场所和方便；二是商人慷慨解囊，组织理学家编纂理学书籍，传播理学知识，对新安理学“历元明而其传弥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经济上的支持使新安学者得以安心向学，接受并研究儒家学说，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有所建树的新安理学家。徽商对新安医派繁荣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扶持，尤其是对新安医学著作的大力赞助付梓。至于徽商助人学医，更是史不绝书。徽商对徽州教育的兴盛，其功甚伟，如投资兴修书院，资助徽人讲学等。徽派建筑的形成也离不开徽商，因为商人们在“资大丰裕”后，或为了享受，或为了旌功，或为了留名，或为了光宗耀祖，不惜拿出巨资，在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中，雕梁画栋，穷极技巧，以期气派恢宏，形式新颖，相因既久，遂成风格。由于徽商收藏字面热的出现，又刺激了新安画派的蓬勃发展。徽州文化的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地文化的结晶，是对外地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商人远游四方，见多识广，况且他们大多有文化知识，所到之处，对那里各式各样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评判、吸收的能力，他们取人之长，充实和提高徽州的古老文化。徽剧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76]。黄成林则认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77]。秦效成指出，必须在徽商与徽州文化和明中叶后的全国商品经济与华夏大文明四者之间作互相联系、彼此交织的全面审视，才能准确认清徽商推动本州文化全方位拓展的真正客观根源。首先，徽商及其子孙后代，在“好儒”的自我发展上，世世相继，连绵不断，是徽州文化建设中一支十分庞大而卓阜异的队伍。其次，各地徽商的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是本籍和外籍学者文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媒介。再次，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点及他们创建的义学、书院、会馆，又为徽人提供从师进修、观览风物、考察山川等等方便。以上是徽商为本土文化发展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徽商对徽州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带头开拓的商品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中实现的。此外，徽商回归故里后，还和本乡官宦、儒者联手，共同投身于一些重大的文化实践，如修书院，办义学；修宗谱，撰方志；刻书藏书，购置文物；结社订盟，推动讲学[78]。王世华论述了徽商与长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商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从而带来士商关系的变化。徽商创造的商业文化，如商业道德，商书涌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但徽州盐商的需求，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一些盐商的奢侈又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也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徽商的推动下，徽派建筑和园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为长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而徽商的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9]。王成则论述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周晓光具体分析了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桑良志又阐述了徽商与藏书文化的关系[80]。
13.徽商与教育。“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教育非常重视，因而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李琳琦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藉财力优势，殚思极虑，采取延名师课子侄、广设义塾义学、资助府学县学、大力倡建书院、收藏刊刻儒家典籍等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为什么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是有社会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