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徽商从商经营之余，以各种方式来消遣余暇。其休闲生活，或怡养情性，或注重品位，或显示风雅，或追求风流，或夸示豪富，等等。这些体现了明清时期士商交融、雅俗合流的趋势和特色。
关 键 词：明清；徽商；休闲生活
直到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品位不断提高，“休闲”作为一个时髦的词才出现。但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却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文所谈的明清徽商休闲生活，是指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之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生活。当然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时代意识决定，他们崇尚的休闲与我们现代的休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去看待他们。明清时期的徽商，作为我国传统儒商的典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而对于自身的休闲生活很注重品位，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商人崇拜“孔方兄”、惟利是图的俗气。有时固然有附庸风雅之嫌，但这毕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当时商人的社会心理。同时，因为他们的活动有雄厚的物质经济作为基础，故而其休闲活动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本文拟就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及其对当时的社会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以下仅罗列较普遍性或较有影响的活动：
1．读书交友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秀传统，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之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经营能力，促使徽商儒贾结合。交友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世方式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成为徽商交友的座右铭。交友，使徽商不断扩大交际圈，为徽商带来了信息和客源，也体现了徽商作为儒商的处世风范。以下试举数例分别说明之。闲暇以读书为好，如歙商凌顺雷“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1]（卷4）其自身不但勤于读书，且督促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可见其读书之好。徽商程鱼门（名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而晋芳却是“闹市收声归 阒 寂，虚堂敛抱对寒清”，“独 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赀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此外，程公又“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2]（第20册） 被当时名士袁枚称为淮南程氏四诗人之一。又如婺源人董邦直，兄弟五人，起初都学儒业，后由于“食指日繁”，乃“奉父命就商”。经商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又好交友，“经纪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还”。“稍暇，手一编不撤。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集”。为时人所称道。其友唐邑侯“额以‘才优学赡'”，雨艽徐御史赠以“艺苑清芬”。[3]（卷29）在读书交友过程中，徽商更领悟到经商之道。 读书利于交友，交友更促进读书，读书交友促使徽商完善经营。读书、交友与经营三者在徽商身上得到了统一。读书交友便成为众多徽商所崇尚的休闲活动之一。
2．寄情山水
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商之余，名山大川便是他们驻足流连之处，触景生情时，少不了还会题诗书怀。如歙商郑孔曼（字子长），“少而游吴，中岁游梁楚，晚栖迟旧京，凡三徙，而所在贤豪长者争识子长。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 袖 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4]（《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又明成化嘉靖间歙商黄长寿（号望云），其妻郑氏脱簪珥资其商于齐鲁间，黄“尝登泰岳，见白云起东南，辄感而泣，济宁李侍御作望云诗解之，因自号云移……”，“与友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文稿》……”[5]（卷9）像郑子长、黄长寿这样既能经商又能诗文的徽商不在少数。黟商胡春帆承先业出入江湖，“舟车往返，必载书 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6]（卷5）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诗人般的情怀，所以每到一处，经营之余，或登高望远，或游湖荡水，体味儒士般的风雅。五岳名山有他们的足迹，西子湖畔有他们的身影，秦淮河岸有他们的唱和。在这山水之间，他们忘却了世间对商人的歧视，感受着自然之美，“畅” ①意抒怀，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其境界非旁人所能领会。于是乎流连山水怡情养性就成为徽商津津乐道甚至欣然神往的余暇活动。
3．诗文酒会
明代兴起讲学聚会风气，邓子琴先生言：“明嘉隆后，讲学盛行，农工商贾，杂然并至。知识渐启，聚会既频，则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亦自然之趋势也。”[7]（讲学风气下之民气）在此风气之下，拥有雄厚财力的徽商自然不甘落后，经商之余，举办各种聚会。不过，他们聚会并非如 邓 先生所言的“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其目的或延请官府，或联谊同乡，或结纳名士，彼此吟诗唱和，摆出一副风雅之势。延请官府，便于其经营；联谊同乡，利于其建立市场网络；结纳名士，可提高其声名。如清名士袁枚《随园诗话》称：“淮南程氏，虽业禺筴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8]（卷3）袁枚是清代文坛泰斗，受他称赞，声名自然就不同凡响。如此名利双收，徽商何乐而不为？关于徽商参与聚会活动的记载屡现于文人笔记和方志中。如《歙县志》记载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扬者”，“与诸名流结社韩江吟社，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新安竹枝词》一卷。”[9]（卷9）文人笔记如《扬州画舫录》、《歙事闲谭》中记载尤以为多。《扬州画舫录》载歙商郑氏居扬州修建影园，“延名硕赋诗饮酒无虚日。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10]（卷8）扬州是明清时期徽商的聚集地，可说是徽商的第二故乡。诗文酒会最盛行于扬州，尤以徽商主办的最出名。清代文人李斗言：“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10]（卷8）如此形成一定的规制，可见诗文酒会举行之盛之繁。
4．聚古敛藏
受社会风气尤其文人嗜古之风的影响，经商致富的徽商，往往也喜欢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画。明末徽商兼书画鉴赏家吴其贞言：“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11]“古玩之有无”居然成为区分“雅俗”之标准，足见徽商收藏风气之盛。关于徽商收藏古董字画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歙商黄长寿，商于齐鲁间，“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5]（卷9） 茶商朱文炽“生平雅爱彝鼎及金石文字，积盈箱箧”。[12]（卷33）明歙商吴伯举，贾于扬州，“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13]（卷15）祁门商马曰琯，“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与其弟修建的园林小玲珑山馆，精美别致冠于扬州，内收藏书籍字画丰富甲于海内，“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设馆授餐，终身无倦色”。[10]（卷4）徽商常邀文人士客共同品题书画赏鉴古藏，如著名书画家收藏家黄宾虹之父黄定华，业布于浙江金华，家藏古书字画。其好友倪易甫善书画精画理，常至黄家观赏古书画。每当他们品题书画之时，少年黄宾虹总侍立一旁细听倪翁论画。倪翁“作画当如作字法，应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的教诲，几乎影响了黄宾虹一生的临摹和创作。有的徽商本人就是古董字画的鉴别家。如前所提及的吴其贞，又如歙商程邃，“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亦夥”。 [10]（卷10）歙人吴杜邨，先世在扬州以盐筴为业，家道殷富。“先生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诸相国所贡图籍书画，必经先生品题而后奏进。”可以说是赏鉴界之权威了。其“家有颜鲁公《竹山聊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摹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皆世间稀有之宝。”[14]（耆旧）嘉庆丁卯年，粤东李载园太守至吴门拜访钱泳，随身携带杜甫《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恰好杜邨亦至，并带有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钱泳于是邀请二人持墨迹至虎邱怀杜阁共同观看，并笑说：“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介绍也。”[14]（收藏）可谓一段佳话。徽商喜好收藏，究其心理，或本性爱好，或异货奇居，或装儒饰雅，或夸富示阔，雅俗兼而有之。
5．品茗赏剧
徽州乃产茶区，“岭头高土时闻味，古寺僧寒竞品茶。”（休宁李应光为松萝茶诗）饮茶之风极盛。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茶馆茶楼遍及全国各地，而茶馆茶楼往往是徽商休闲聚会聊天的场所，在这里，徽商一边品茶，一边交流，不知不觉中各地的商业信息便掌握在手中。有的茶馆茶楼或设有说书的，或请戏班演戏，以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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