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狎妓游乐

　　有一首新安竹枝词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发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8]（第７册载方士庹《新安竹枝词》）描写徽商常年在外经商难得回家的情形。又据民国《歙县志》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9]（卷１）商人重利轻别离，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归，“徽州富甲江南，……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16](卷17)“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空对孤灯带影残”的寂寞，使得常年在外的徽商走向了寂寞情感的宣泄地带——青楼游乐场所。

　　明清时期，青楼业以扬州为盛。扬州是富商大贾的集中地，其中以徽商为多。扬州青楼业之所以繁荣，商人可说是个重要因素。文献记载：“扬州清明……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眚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17](卷5)其他徽商集中的城市也类似扬州，如南京，“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18](卷3)场面之盛，人虽未至，已羡耳目。徽商汪海“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奕，终日无倦。少年造出，终谢不支。年始及耆，复出而游吴越，日置高会，召诸故人为平原欢， 踰月 而归。”[13](卷55)凡此等等足以表明狎妓游乐是某些徽商余暇之时留连忘返的活动。

　　7．其它休闲之乐

　　徽商还好斗蟋蟀之乐，如《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10](卷1)鸣秋靠传授徽商饲养蟋蟀技术而发财致富，可见扬州徽商对斗蟋蟀之好。其它诸如琴、棋、书、画、牌、花草之乐，徽商所好也不乏其人，兹不详述。

　　二、明清徽商休闲生活的特点

　　社会生活习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特征。徽商的休闲生活正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生活特征之一——雅俗结合。徽商休闲生活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凸显商人之本色，追求儒士之风雅。

　　1．凸显商人之本色

　　徽商的社会角色定位毕竟是封建商人，因而其休闲生活还是以体现封建商人本色为前提。首先，徽商的休闲生活一般是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商人，徽商一切活动无不受其经营活动影响，故而休闲活动往往是伴随其经营活动并起辅助之作用。就读书来说，固然有追求士人生活的时尚倾向，但更多徽商是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理性认识，并从中吸收和领悟经营之道。休宁商人王太学，起初“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于是“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象王太学类的徽商可谓举不胜举。再就交友来说，一方面有助于商人商品声誉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再一方面便于市场信息交流。《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 闻 先生至，争先鬻其货。”[19](卷21)此外，某些徽商出于奇货可居之目的而聚古敛藏，这更凸显了商人之本色。其次，徽商休闲生活也反映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整合，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儒学发展史进程来看，儒学价值观经历了两宋义理与功利的对立到明清经世实学的义利合一的转换。这种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转换，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变，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志、公私义利并重、贾儒相通。出于这种新型商人价值观，徽商的休闲生活也就逐渐由“利”向“名”发生倾斜，追求一种“名”“利”相交融的生活形态。徽商不惜巨资举办诗文酒会以及慷慨解囊赞助文人等活动就是明证。再次，作为封建商人，徽商经营致富后，往往开始追求个人享乐，其封建腐朽性堕落性暴露无遗。这在徽商夸富示阔和寻欢狎妓上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这种社会地位在徽商内心深处产生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促使他们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在下文详述。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徽商在休闲生活追求上，无论是张扬金钱的魅力，还是掩饰心理上的卑贱，亦或是提高自身素养，无不体现了商人的角色地位。即使是徽商休闲生活的“儒士化”，也正从侧面表明商人学会了用更高明的生活方式来掩饰自己。不过，这恰恰体现了他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2．追求儒士之风雅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四民（士、农、工、商）”观划分社会阶层，士排在四民之首，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生活儒雅，令人崇拜。而商人则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倍受歧视。虽然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现实中，商人地位逐渐提高，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四民”观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虽然在社会思想界也出现了诸如“士商异途而同志”之类的说法，但其影响不大。更被正统思想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商人职业自卑感依然很强烈。如明朝歙商汪才生告诫其子“毋效贾竖子”。[20](卷78)清朝婺源商人汪庭梅致富后说自己“以商贾自秽。”[21](卷5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使他们渴望摆脱自身低下境况。由此，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风雅品位，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基本上是商人阶层的普遍意识。徽州地区重儒传统，更有不少因生活所迫由儒入商者，因而在徽商中崇儒意识更为突出。“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22]（P134）于是士人的生活方式也无疑成为徽商学习和模仿的目标。这我们从徽商教育子弟的言论中可看出，如明休宁商人程封，早年弃儒业贾，历经艰辛终于致富，弥留之际告诫三子：“吾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向仁（长子）、向学（次子）业已受经，即向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13](卷61)类似言语在徽商家训族谱中屡见不鲜。闲暇时，读书作文以自娱，流连山水以怡情，结交官绅以为荣，品评书画以为尚，标榜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徽商追求儒士风雅以获心理平衡之特点。

　　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23]（P263）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23]（P 264）赏鉴古藏也就成为文人风雅生活的一个方面。此风自然也波及经济实力雄厚的徽商。一些徽商不恤千金购古董字画以装潢门面，甚至邀请文人学者共同赏鉴品评以弄风饰雅，这可算是某些徽商追求风雅方面的又一特写吧。

　　徽商的休闲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有助于商业经营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同治时期黟县商人舒遵刚，“读书服膺义利之辨，力矫市駔积习”。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设喻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6](卷六上)其“钱泉论”可说涉及到了货币流通的本质。广泛交友，扩大交际圈，尤其与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对徽商的市场竞争和经营扩大以及信息来源无疑有重要作用。去茶馆茶楼聚会品茶聊天，有助于徽商掌握信息和把握市场行情。凡此等等都有助于徽商的商业经营。

　　其次，打造了商人新形象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畀以《 阳明 先生全集》，谓读此即知即行，实痹世用。”名儒潘文熊闻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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