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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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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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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誓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46—48、49、50号，1904年2、6、7月）、 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卷5期，1905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共产党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 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就不能不把关于明代东北及满族先世的探讨当成一大任务，从而形成一个热点。出版的论著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至1933年印行）、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卷4期，1934年）、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明元清系通纪》（1934—1937年印行）、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2分册，1936年）、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7期，1935年）、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1卷3期，1945年）、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
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1904年），而后张星烺、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 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澂《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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