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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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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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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1941年）和《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 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机关》（《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贪污的论述，有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箩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
经济与社会方面， 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 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 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 月3 日）、 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 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 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 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 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 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 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 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 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③《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盦《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宬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訚《明清蟫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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