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人物方面仍然以王安石、朱熹研究为主。姜国柱《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李春桃《论王安石晚期思想并非崇佛》(《求索》第5期)认为，王安石的经学被称为“荆公新学”，是宋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结合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宋代《春秋》学的情况，认为王安石确有《春秋》“断烂朝报”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了他的尊经思想。詹建志、朱汉民《朱熹<四书>学的人文信仰特征》(《求索》第10期)认为，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朱汉民《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求索》第1期)指出，朱熹主要是通过“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的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四书》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双重要求。李华瑞、王海鹏《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俞兆鹏《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基础之上。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其言行相顾，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朱熹的一些行为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

祖慧《沈括评传》一书，总结了沈括的生平事迹，探讨了沈括的自然科学思想和人文科学思想。郭胜强《韩琦“保守派”辩》(《史学月刊》第7期)分析了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指出不能把韩琦称为保守派的代表。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第4期)指出，在宋代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先秦儒家及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分，加以丰富和发展。

六、研究回顾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从长时段的探索、专题史研究的活跃、研究条件的新积蓄、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等方面点评了近年宋史研究状况。《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一书收录了17篇评述文章，对近百年宋代制度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内容涉及宋代政治、吏制、驿传、法律、财政、土地、军事等方面。《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综述文章有：尹波的《宋人年谱综述》(《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刘建丽和王照年的《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百年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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