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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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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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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网络和地域网络结为一体。他们“观时变察低昂”，“急趋利而善逐时”。他们转毂四方，尤其是沿长江和运河作东—西、南—北的双向商品交流。他们从书本中攫取知识，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他们从历史上的名商，如三致千金的范蠡、精通经商之道的计然和白圭、富比王侯的猗顿、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子贡，等等，取得榜样的力量和经商的知识；从经商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有的还写成商业专书，前引的《商贾一览醒迷》一书即一例。诚如清代歙商鲍建旌所说：“自少至壮，以孑身综练百务，意度深谨，得之书史者半，得之游历者半。”(79)由于徽商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当天下万物之情了然于胸之后，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歙商阮弼一到芜湖，观其形势，便以芜湖为拓展其商业的根基，并决定经营当时尚无人经营的赫蹄（缣帛）业，继而立染局，兼业印染缣帛，后扩设分局并在吴、越、蓟、梁、燕、豫、齐、鲁等地要津贩卖，终成大贾(80)。他的成功也是来自了解商情，善于作灵活经营。
注释：
(1)关于明中叶中国商业的转型，请参见拙作〈明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1998年。
(2)关于汪直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可参阅〈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一文（即在北京：2004年《明清论丛》刊出）。嘉靖年间的走私海商，有学者辨之为“倭寇”而非商。以当时官方的理念视之固然可判之为“倭寇”，但若用历史的标准衡量它，却是商人无疑。亦盗亦商本是世界历史上海商的惯习。以17、18世纪的欧洲海商为例，其商船武装完备，既可自卫，也可进行掳掠。1637年英商威得尔率领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潜入虎门私测水道，为当时清朝汛防船队所阻，于是恃其船坚炮利，攻陷汛防阵地，掳掠渔船等财物。又如英商汉密尔顿于1704年，于柔佛掳掠中国帆船，得款6000元。1716年，英国的“安妮号”在厦门也干过海盗的勾当。可见17、18世纪西方殖民海商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也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第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唐代，佛教处于主流地位。慧能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的主张，标志着其教义从出世转向入世。在当时，这不失为惊天动地之说。过了约一个世纪，禅宗南派百丈怀海（749--814）的《百丈清规》及其建立的丛林制度，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更使佛教经济伦理有了突破性发展。由慧能发端的入世苦行，到宋代已扩及教外的世俗社会。儒学起而效之，也力图使儒学深入民间，扩大儒学的影响。早在唐代，韩愈便想挽回儒学的颓势，他在《原道》中提倡的正是后来宋明理学所谓的“人伦日用”，旨意都在于恢复儒学对人们生活的指导作用。宋儒吸取佛教的修心，创立心性之学；又受佛教的“彼岸”观的影响而创立“天理”。这个“理”就是超越世俗的彼岸世界。程伊川说的“天有是理，圣人特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是儒、释分界的重要标志。新儒的彼岸世界与佛教的不同。佛教的彼世背离此世，陷于虚幻；而儒家的彼世却面对此世，与此世相联，是本于天的实理，所以引发出积极的入世拯救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关于释氏的俗世化和宋儒的入世拯救，请参见余英时《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
(4)参见《阳明全书》卷32，附录1〈年谱〉5岁条与11岁寓京师条。（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5)参见《阳明全书》卷32，附录1〈年谱〉21岁条。
(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
(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
(8)《阳明全集》卷1,页49上。
(9)《阳明全集》卷3, 页82下。
(10)《传习录拾遗》第14条，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5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王文成公全书》卷25,页363下。
(12)《心斋王先生全集》卷3，〈语录〉。
(1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
(14)〈答邓明府〉，《焚书》卷1；〈明灯道古录〉，《李氏文集》卷19。
(15)〈明灯道古录〉，《李氏文集》，卷19。
(16)〈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24。
(17)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五章〈徽州的封建文化〉，PP.187--23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
(18)《晋书》卷28,志18,〈五行志〉中。
(19)据程昌:《祁门善和程氏谱》记载，程颢、程颐“胄出中山，中山胄出自新安之黄墩，实忠壮公之裔也。”此说明人似信非信。吴琦：《新安程朱阙里记》云：明代方弘静“尝睹程伯子书于豫章唐氏，有忠壮公裔之章。”得此证据后说，“千载疑之而一朝决之也。”赖一章而决疑，近人许承尧也觉得牵强。朱熹先人亦婺源人。
(20)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明故金竺黄公崇德公行状〉。
(21)转见自许承尧《歙事闲谭》第6册。
(2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5，〈南中王门学案〉1。按：笔者在绩溪1998国际徽学研讨会上有幸读到李琳琦先生〈徽州书院略论〉一文，从中转引了此条及注23、24等三条为他所引用的资料。特此附笔致谢。
(23)〈紫阳书院志〉卷18，《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
(24)〈紫阳书院志〉卷16，《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
(25)徽州《汪氏统宗谱》卷116，〈弘号南山行状〉引李东阳语。
(26)蒙凌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
(27)汪道昆:《太函集》卷55,〈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28)撰修含有家法、族规的谱牒在宗法制强固的徽州是最为普遍的。据学人统计，今国内明清族谱遗传至今最多者首推徽州。详见居蜜、叶显恩：《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与版画》，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 288--304,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12月出版。
(29)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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