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最近1 000年来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总是和我们对它的预期相违：在我们预期它会出现近代发展的那些时候(例如在宋代或明代后期)，这个发展并未出现；在1949—1979年间，尽管国家积极地采用那些大家认为会促进近代发展的手段来推动这一发展，结果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在1979年以后，这个发展却又出入意料地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发展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近代化道路。由此可见，“脱离常轨”确是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幺会这样呢?

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简单地说，“脱离常轨”之所以成为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是因为这个变化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和我们心目中它应当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那幺，我们心目中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什幺呢?为什幺我们总是把这种道路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呢?

很明显，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经济变化应当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变化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我们之所以把西方走过的道路当作“正常轨道”，又是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看得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的惟一道路，中国经济变化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如此，特别是他们在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自己的资本主义时，基本上也是以欧洲为标准来寻找原因。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经济变化与近代早期西方经济有相似之处，我们就认为这是中国会发生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①；相反，中国与西方的相异之处，则被视为中国之未能发生近代经济的障碍，如果消除了这些障碍，中国仍然会出现近代经济②。因此，许多中国经济史学者们耗费了巨大精力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预先设定了结论的研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真实，硬塞进西方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西方模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西方模式来看中国的历史，自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化总是不合规律，脱离常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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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②例如关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表现了这一点。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已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破除西方中心论、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正在成为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共识。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应当被破除，不仅是因为实证研究证明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适用于1850年以来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而且也由于这种模式本身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近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已经表明：过去公认的“近代西方发展道路”并没有普遍性，因为工业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到处可以出现。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和西欧发展道路也不一定必然联系在一起，因为即使在西欧，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在每个地方都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为什幺会出现和如何出现，至今仍然还不清楚。关于工业革命的较近研究指出：在西欧，工业革命并非不可避免的。①如果在西欧情况尚且如此，那幺中国在184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怎幺可能必然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呢?

其次，近年来关于东亚经济近代化的研究也表明：一种传统经济与其近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种关系也因时因地而异。东亚经济中的许多传统因素，按照西欧的标准来看是消极的，但却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正如托马斯.史密斯(non0。Smith)所言，很难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和近代欧洲之间的差异与某种程度的落后相关；日本的某些传统因素，已经证明是一种促进近代发展的力量。②同样地，中国传统经济的一些基本内容，也绝非近代化的障碍，而是近代化的积极因素。一旦真正的障碍被排除，这些因素就会有力地促进近代经济的发展。③因此，明清中国经济与近代早期西欧经济之间有共同之处，并不能表明中国会走上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二者之间有差异，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不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出现经济近代化。

第三，现有的共识也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性质极其复杂，但这种共识的许多结论却建立在一些非常成问题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提供一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研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幺变化”，而是研究“中国应当发生什幺变化”和“中国为什幺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换言之，它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但是，正如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所警声的那样，对于过去发挥想象力是危险的一一甚至在为了“理论的目的”而这样做时也如此。要真正了解过去的情况，决不能运用想象；相反，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假设“如果我就是那样一种人”，问一问“如果我处于那样一种地位上，我将会怎幺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猜测过去的情况究竟如何。”因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阻碍了我们对明清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的准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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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第3章。Graeme Donald Snooks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干脆就叫做《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Routledge, London, 1994) 。

 ②Thomas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 ~ 192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8,1,2,45,46 页。

 ③Dwight Perkins: 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 1969,3页。

 ④ John Hicks :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 Glarendon Press(Oxford), 1991,5～6页。
三、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只一种

按照西方中心论，近代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欧洲的道路。既然江南经济走的不是这一条道路，因此必定不能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以下的问题：近代经济发展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如果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是只有一种，那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没有出现这种形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其它形式的发展。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把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置于中国实际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只一条。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指出：即使就近代经济成长(即所谓“发展"development)而言，也有两种形式，即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导致这两种成长的动力和条件大不相同，所引起的后果也不一样，而且这两种成长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换言之，它们都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特征①。

姑且不谈这种“纯”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从实证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确实存在不同的近代经济成长道路。例如依照史密斯的研究，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所出现的近代经济相似的真正的近代经济。但他也指出：日本的发展与西欧的发展非常不同。此时期内日本农业经济中的重大进步，标志是亩产量提高、农民副业工作增加、许多小的技术改进、农村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等等。他总结说：此时期日本的发展，是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大不同于西欧“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②因此近代经济发展不只有一种道路，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存在于某些地方的客观现实。

以上情况也完全适合于近代以前的江南。在费维凯所指出的两种发展道路中，尽管清代江南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因为后一种近代经济成长并不是以近代技术为基础，而且与近代工业没有什幺关系。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所依靠的，主要是分工和比较优势。而分工和比较优势在清代江南都是明显存在的。

事实上，在清代江南农业经济中，除了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有助于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的出现。例如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n Jiangnan，1620～1850第一、二编中所指出的那些进步，都能够明显地增加产量。由于这些进步普及到江南各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它们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是长期的。然而，由于清代前中期江南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人口增长颇为缓慢③，因此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可能的。换言之，尽管土地没有增加、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能保持一种长期和缓慢的持续成长。因此，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就断言江南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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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bert Feuerwerker: Presidential Address : Questions about China' 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②Thomas Smith :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lndustrialization , 1750-1920,5, 8, 12-13, 15, 16, 18, 43, 44页。

③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代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一》，《清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2期；以及《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计划生育研究》(北京)1996年第3期。

四、不同种类的农业经济

不同地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别。在长期的变化中，各地农业经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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