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和西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之大，甚至使得人们在农村一城市、农民一工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都很难获得共识。今天，当你走在无锡县东升村的主要街道上时，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是农村，因为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美国西部新兴工业园区的景观；你当然也不会相信这里工厂里的工人是农民，因为他们一年中在工厂里实际劳动的时间，比大多数城市国有工厂工人劳动的时间还多。然而这些村子的确是农村，因为农业仍然是村里的重要产业；这些村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还是农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仍然拿出一部分工作日从事田间劳动，尽管这部分工作日的数量远远少于他们从事工业劳动的工作日的数量，而且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工业。

上述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明代后期以来的江南，除了那些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即省城、府城和县城)之外，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较大的村子往往就是较小的城镇，而较大的城镇也往往由一两个村子发展而来并且继续保留着相当明显的农村特点；农村中有相当的人口主要并不依靠农业生活，而许多城镇居民(特别是地主)的主要生活来源却来自农业；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主要是在农村经营业务(例如商人、高利贷者)，而城镇手工作坊中的工人则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附近的农村；农村居民大多“亦农亦工”，除了农业之外也从事农村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而许多城镇居民也“亦工亦农”，除了从事纺织或其它手工业外，也种桑养蚕，或者耕种一小块土地，为自己的家庭生产食物，等等。此外，在最主要的工业生产(即纺织业)中，城镇工业往往只是农村工业的延续，而最重要的城镇商业(粮食、纺织品和肥料的贸易)也以农业作为基础。因此，确实很难在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工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江南农村经济的衰落和上海等近代城市的兴起，这条界线才开始变得分明起来。而在1949—1979年间，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城乡区别政策，这条界线才成为真正的界线。然而到了1979年以后，这条界线又开始模糊，以至今天我们无法再按照西方的标准，给江南的农村和农民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江南城乡的以上特征，也为牟复礼(F.W.Mote)关于明清苏州城市史的研究所证实。他指出：和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相比，中国的城市是相互开放的，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空间利用方式相互隔绝开来。中国人的生活，在心理、社会和物质方面都有一种城乡延续性。中国的城市明显地把乡间生活和农业活动包含于其中，而很大一部分城市经济活动(例如商业、金融和制造业)，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城郊。城市的特色延伸并且影响到了城外，而农村的特色在城里也受到欢迎。因此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①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的中国城乡、工农关系，当然很不同于处于相互封闭状态中的欧洲城乡、工农关系。如果以欧洲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必然会在确定“谁是农民”和“谁是工人”以及“谁是城市居民”和“谁是农村居民”的问题上遇到很大困难。白馥兰(Francisca Bray)指出西方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亚洲历史时，往往对诸如“农民”这类概念感到棘手，正是因为西方的有关概念很难准确地符合这里的实情。②

这些特征的根源，部分在于水稻农业的特点。较之欧洲的旱地农业，东亚的水稻农业更加富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性，因此在水稻地区更容易达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从而形成城或镇。同时，如白馥兰所指出的那样，当水稻农业的进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时，这些进步既不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也不会排除把水稻农业与其它经济活动结合起来的可能性。③因此水稻农业很容易与工商业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在城乡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不仅如此。水稻农业需要更多的肥料并生产更多的粮食，因此农民为了收集肥料和出售粮食，不得不与城镇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已注意到中国南方城乡的相互依赖性比西欧更大，同时也注意到在日本，水稻与旱地越冬作物轮作的一年二作制的普及有助于把农村与近代经济联系起来。④

这些源于水稻农业的特征，不仅在形成东亚前近代社会(pre—modem society)的特点方面，而且在决定这个社会的近代化可能走何道路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史密斯将日本的“前近代经济成长”(“pre-modem economic growth”)或发展(develop. ment)称为“以农村为中心的成长”(“rural-centered”growth)，并证实了这种成长对日本经济的近代化具有巨大影响，使得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即使在今天，日本经济模式的许多特征仍可追溯到这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前近代成长，并且也表明：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而言，这些前近代的遗产并非一种消极的力量。⑤

————————————————

①F.W. Mote :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obert A. Kapp eds. Rice University Studies——Four views of China ,59.4。

②Francisca Bray: The Rice Economic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1986,1 页。

③Francisca Bray: The Rice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aies, 154 页。

④Fernand 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 ~ 18th centuries( English version), Harper & Row (New York),1981,Vol.1, 151, 154, 157 页。

⑤Thomas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 ~ 1920,2,16,17,43 页及第 9 章。

很清楚，前近代的江南农业经济非常不同于西欧的农业经济，二者的发展道路也彼此大异。这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从西欧经验中得出来的农业发展模式，可能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江南。那幺，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道路是什幺呢?

 五、过去的延续：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道路

江南大规模的农业近代化始于1950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使江南农业在一个短时期内实现近代化，这在江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尽管模仿苏联农业发展模式后来被视为一大失败，但是很难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例如，在接受过近代教育的人中，很少有人会相信像锄头那样的“原始”的手工农具会比拖拉机更有效率，或者一个只拥有10亩(或更少)耕地的家庭农场会比一个拥有几千亩耕地的大农场更有效率。但是如果一个农场的规模只有几亩大，就无法想象其主人会需要使用拖拉机来耕田。简言之，由于农业近代化主要就是机械化，而地权的高度分散和经营规模的狭小是机械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农业近代化必须依靠农业集体化来达到。这种想法似乎非常符合关于“发展”的共识，后者特别强调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国家在江南推行了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并且大力推广诸如双轮双铧犁、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等近代农业机械。然而出乎决策者的预料，这些努力都遭到了失败。不过，人们对于“大经营必定优于小经营”的信念，却依然坚定不移，直至1979年改革开始后才发生变化。1979年改革实际上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的结束，因此有些人将解散人民公社toob“倒退到落后的小农经济”，认为这将阻碍以后农业的发展。

当然，近20年来的现实已证明这种“江南农业经济将出现倒退”的看法是错误的。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在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与1979年以前相比，1979年以后江南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更加普遍而成功。不过，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国家大力推广的那些技术不同，现在普遍运用的技术大多数是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新技术。①这些技术特别适合于小规模水田农业，与西方近代农业中通用的那些适合于大规模旱地农业的技术有很大差异。今天江南农业中所运用的近代经营方式，也与西方农业中的经营方式差别很大，而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近代经营方式具有更多的共同点。

①如水田耕作机械、化肥、农药、种子、育秧和机械移植方法等。其中有许多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所创造的技术。

为什幺这些近代的技术与经营方式在江南会得到很好的运用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与江南在清代达到完善的传统技术体系(如土地改良和利用技术、复种与间作技术、农业生产中废料的循环利用技术等)和经营方式(如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多种经营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今天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主要特色。不仅如此，尽管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已大不同于清代，但是今天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道路仍然还是清代的道路一一如生产的资本集约化、资源利用的合理化、生产的外向化等。因此，虽然江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中看到清代的影子。下面，我们仍然以无锡为例继续进行讨论。

虽然地方政府倡导将农田集中到各种形式的村办农场，实行“规模经营”，但是由家庭农场经营的农田，仍然占该县农田总数的60％。这种家庭农场经营的田地一般只有几亩，农场规模与清代相当，甚至更小。然而，尽管农民只是在从事工业活动之余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这些小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却都很高。这表明：在清代得到发展完善的小规模农业，到今天仍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佳经营形式。

该县农业生产的发展，走的是生产的资本集约化、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和生产的外向化的道路。这明显地体现在该县农业所实行的“三高一创”(高效率、高产出、高效益和大量出口创汇)的经营方针上。该县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近代化的农业设施和设备也都基本完备，从而使得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数量大大超过劳动投入数量，成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为了提高土地的合理利用程度，许多农户和村办农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把原来种植粮食的田地改种蔬菜、水果、饲料作物和某些价值高的优质品种粮食作物，或者兴办较大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场，或开挖池塘养鱼，因此获得了比种粮高得多的产量。为了更合理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和农业设施与设备，该县推行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方针。到1993年，已有86％的村子建立了“标准化农业综合服务站”，为农户提供机耕、灌溉、良种、农药、化肥、农机维修等专项服务，并负责机械插秧、机械直播水稻、新作物品种与新家畜、新家禽品种等新技术的推广。然而，这些被认为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新创举，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