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从西汉至东汉，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形成的内在互动，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论“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30]。这种转移，多少干预了学术的正常发展，春秋公羊学在汉代的兴盛是以牺牲学术个性为代价的，如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神学化”的改造与东汉公羊学对光武帝“好谶纬”的紧密呼应，而春秋谷梁学则坚持“善于《经》”的特点，忠于《春秋经》的原始精神，故而其政治地位不能不受制于统治者的好恶而转换。所以，《春秋穀梁传集解》作者范宁以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春秋谷梁传注疏》作者杨士勋认为“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复论其得失”[31]均能得其意蕴。因此，有的学者把春秋谷梁学在两汉间历史命运的跌宕起伏，简单归结为《谷梁传》史实不如《左传》、义理不如《公羊传》，这一以出身论学术兴衰的宿命论观点多少带有主观的成分。

注释：

[①]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

[②] 《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③] 有学者根据“江公呐（颜师古注：呐，古“讷”字。）于口”，认为江公口吃，以致在与董仲舒辩论时应对败于下风，但对比该段史料前后所述，江公之“讷口”也有学养水平的局限。

[④] 《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⑤] 《汉书》卷88，《王式传》。

[⑥] 《汉书》卷8，《宣帝纪》。

[⑦] 《汉书》卷73，《韦贤传》。

[⑧] 《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⑨] 《汉书》卷84，《翟方进传》载：“方进虽受《谷粱》，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明所受为《谷梁传》。

[⑩]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318页。

[11] 《汉书》卷67，《梅福传》。

[12] 《汉书》卷99上，《王莽传》。

[13] 《汉书》卷88，《房凤传》。

[14]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15] 《后汉书》卷36，《贾逵传》。

[16] 《后汉书》卷36，《贾逵传》。

[17] 《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纪》。

[18] 《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

[19] 《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

[20] 《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

[21] 《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张衡上书有“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之语。

[22]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载《春秋公羊传解诂》卷首。

[23] 《后汉书》卷59，《张衡传》。

[24] 《后汉书》卷36，《贾逵传》。

[25]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6] 《后汉书》卷79下，《李育传》。

[27] 《后汉书》卷79下，《何休传》。

[28]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9] 廖平：《起起谷梁废疾序》。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下）。巴蜀书社1998年版。

[3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31] 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载《春秋谷梁传注疏》卷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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