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日翻了一下微观经济学，完全的数学化，很失望。依靠这样的东西怎能把握现实？现在的教育不但不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反而消解了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给他们套上了思维枷锁。洞察力是直观，是对整体的把握，没有物我之分。现在的学术框架在这方面极其欠缺，甚至可以说是瓦解人们固有之灵性。拘泥于名、式，静止而僵化，以偷窥为事，以希奇为能，视而不察，思而不明，研而不究。为文干瘪无力却号称学术风格，洋洋几十万字不能有一字之用却标榜为科学态度，自我封闭、自绝于大众却自视为遵循研究规范。我看到一则寓言很有意思：有一个愚人被箭射中，但他并不急于将箭拨去，而是去研究以下问题：箭头是铁制的还是骨制的？箭杆是竹的还是木的？箭射来的方向和角度怎样？现在的“研究迷”也是这样，他们听到狗屁声不是马上躲开，而是用鼻子和“科学”证明狗曾经吃饱了，以致于越熏越迷。经济学教材告诉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思维，看了很别扭。如果学术训练就是将正常人训练得听到了屁声而没有本能和直觉的反应，这种训练要它何用？

“研究迷”越来越多，但大多是一些生活在垃圾中的蛆虫，与一般蛆虫不同的是，这些蛆虫消耗垃圾并不能改善环境，而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垃圾。他们号称是经济、社会的诊断者，但他们真的能当医生？他们早已丧失了判断能力，只有“理论的”见解，只会咀嚼各种理论，根据不同的理论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病人问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的时候，这些医生反而埋怨病人的品位太差，竟然不知道自己选择理论来确定自己的病。还有一种“医生”，他将某种理论搞得滚瓜烂熟，无论什么人看病，他都拿出这套理论，千方百计地说服病人相信，并让他们接受类似于“休克疗法”之类的东西。学者们的确不是不学无术，但却是学而无术。

有人分析了这种学而无术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学术机构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自己放屁自己闻的圈子；学科的分化是使庸才可以躲在自己的巢穴发出据说是音乐的怪叫；类似于小孩比赛谁尿得高的学术竞争将真正的大家排斥在外。这种概括虽然偏激但却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恶习与腐败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悲的是我们的学者，他们沦为学弊的工具，但却自以为是在从事崇高的事业。 

六 

对于西方的学术垃圾，学术界所遵循的原则是捡而不偷。王铭铭是一个又偷又捡的学术家，虽然偷垃圾是错误的，但捡垃圾的“功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公正”态度。人类学是什么？它实际上产生于“类人学”，少数猴毛还没有褪尽的“文明人”将其它地方的人都看成“类人物”，以“文明”人的优越和好奇去研究他们，由此产生了人类学。我们可悲的学者学会了“文明”人的耸肩方式之后马上就去研究其同胞肩膀的结构，其研究成果是，“某某结构”、“某某格局”决定了这些“类人”不能正确地表达“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无可奈何”的情感。“差序格局”的概念由于被西方人认可而被国内学者推崇，但它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猴子中心主义”者看到人穿衣服永远不会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对穿衣服这件具体事情好奇，它搞不清楚人为什么有时候穿得多有时候穿得少，也搞不清换衣服的意义，它们在不同的时候观察人类会概括出不同的概念。“差序格局”是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好奇”，由于遵循特殊的学术路线，正常与非正常、合理与非合理都包含在这一概念中，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极容易走向极端。“差序格局”不是中华文化的表现，而是在刻意“观察下”而显现出来的现象。我常想，为什么在国内只有“人类学”者和研究东方文化的人才能成为世界著名学者？这一问题与以下问题非常相似，即为什么动物只有按人的方式表演才能成为动物明星？没有动物的面孔，没有人的表演方式，就不会成为动物明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早已被咀嚼得毫无滋味，但“民族的”怎样成为“世界的”？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不以“世界的”方式去演义，不成为主导文化背景下的“问题”，它能是“世界的”吗？人类学无论发生怎样的转向，其研究的“问题”都是“文明”人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野蛮”人来说，只有合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合不合西方人口味的问题。

王铭铭事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通过这事件不仅应看到学术人丑陋的一面，更应该认识到学术本身的问题。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要成为大师必须国际通行的方式写作，必须和国际接轨。我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西方人承认？目前流行的学术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根本解决不了当代所面临的问题，但我们的学术人却充当了这种知识的接力者，他们不断地扩充这种知识体系的文献，以一种庞然大物来吓唬人，维持饭碗。我以前一直以为自然科学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了解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套路后才知道它和社会科学没什么两样，同样是为发表文章而搞研究，并且浪费很大。搞研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对“学术”做出贡献，为了追求所谓的“影响因子”，这就是国际化的结果。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虽然很浮躁，但问题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彻底国际化，变得越来越无聊，但学者们却大都沉静在其中。阳明先生说，文盛实衰是乱世的特点，但我们现在却是既无文又无实，只有干瘪反胃的学术。人类学家王铭铭的翻船只是问题暴露的开端，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真反思目前这种全球化学术的本质。

七 

关于“证大”二字，我概括为“无执乃证，有用为大”。“无执”为不偏不倚，是内在的功夫，是真正的实证，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用。“有用为大”的“用”为真用，不是建立在私欲基础上的私用。证是真功夫，不是语言和有限的逻辑思维能达到的。实用主义也讲有用，但它不知有内，因而容易用偏，其用不大。西方的自由、平等也是这样。被私欲所困，哪里谈得上自由？因此自由只能是一种形式。我参与流浪儿童课题的时候向一个英国学者提了这样的问题：保护流浪儿童应该出于仁义还是出于儿童权利？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还是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他认为，出于仁义就没有标准。但儿童权利标准又从何而来？一味地将仁义外在化、知识化，就会失去其内在意义，极容易导致僵化。仁义者行仁义之事，没有标准而行乎标准，灵活而能随时，这是由内而外。相反规定一些仁义之事而让人执行，并不一定能体现本质，可能会由于偏执于某种标准而适得其反。当代学术的问题也在于此，有外而无内，学派并立、表面发达，却总是在外围兜圈子。某人是自由主义者，其观点就总离不开自由二字，偏执于自由而不能自由。

我时常想到西方的实证主义。实证、价值中立、价值无涉这些字眼都没有错误，但为什么总是停留在表面？原因在于：实证不是亲证，不是内在的证悟，不是人去证，而是以工具获得事物表面的联系；“中立”、“无涉”同样被学术化为一种外在的方法、标准，由虚无而导致僵化。自由、平等这些提法也没有错，但为什么追求自由却不能摆脱“私我”的禁锢？为什么追求平等却以分别心为基础？自由、平等在西方是一种摆设，有形而无实。自由、平等成为私欲得以发作的最佳形式。西方人讨论起自由可以写出上百万字，但他们并不懂自由，讨论出的自由和证悟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当代的根本问题是私欲在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无限膨胀，但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但痛恨社会主义同时还痛恨传统文化，其偏执已到了无知的程度。

八

关于学习，最关键的不是掌握一定的认识模式，而是要摆脱一切模式。无论任何存在，一旦以固定的、模式化的认识形式来把握，就会歪曲它。心无挂碍，才能“物来顺应”。以“理论”桎梏心智，何以辨是非？西人不知“道”，故而私论频出、学派并立，各执一端、模仿揣度，犹如盲人摸象，得一斑而不能见全体。圣人心智无实体，却大有妙用。此乃“证大”，证而大也。六祖说：“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阳明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如此。”横渠先生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证而大如虚空，无知而知，无体而体。证，非证而得也，而是复其本体之知，若说有得，犹为私论。“大其心”，并非使之大，而是复其本体之大。心本广大无边，但人自拘其于躯体，阻隔于私欲而不能自由。西学泛滥，理论知识大量堆积，学子不知所措，只能咀嚼各种理论。读了十几年书，学到的就是这种功夫，不是太可悲了吗？这种学术不知还要毁几代人？我们这个时代，“理论”贩子太多，如果都听他们的，真还不如不读书。

目前的学术训练实际上是将心智禁锢于外在的工具，就好象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走路时蒙住正常的眼睛而依靠精心包装的探路棍。人心本明，但人们却弃而不用，过于相信那些理论棍子，踉踉跄跄，摔倒了还不愿摘去那块蒙眼布，而是不停地去换棍子，这就是“理论”之害。理论之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明明看到的是大象，而理论却告诉我们那是饭桌，人们照样会蹦跳着在这个“饭桌”上吃饭。从经济实践上看，越是卖弄经济学知识的领导人当政，经济就越变得不可收拾，因为这种人很容易被理论所禁锢，总是模式化，不能随时就事。对于一个偏执和虚荣的人来说，影响其认识能力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其人格障碍，但目前的学术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却添置更多的障碍，以致于理论学得越多，认识问题的能力反而越低。如果让这种人去治理国家，怎会不出问题？因此，修身决不仅仅是道德修养问题，同时也是认识论问题。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如果外在于人，怎能称其为道？人和机器人不同的是，机器人只能用一定的模式思考，而人却能够摆脱一切模式。但当代主导文化和学术却千方百计地把人变成机器人。你想知道什么是民主，主导文化就会给你输入一套程序，只要符合这种程序就是民主。这种“实现”了民主成了脱离时、事和人的绝对形式，以致于民主形式下的不民主大量产生。领导人提出搞现代化，学术人马上就研究出包括星级茅房在内的现代化指标，在指标考核的背景下（主导文化的表现形式），对“现代化”的追求演变成透支内在活力、破坏整体和谐的催肥竞争。我听说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某省官员为实现现代化专程去国外请教“现代化”指标专家英克尔斯，让这个人受宠若惊，他搞不清楚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学术游戏为什么会在古老的东方被上升到操作层面？这个西方学人虽然无聊但还没有忘记其扮演的理论戏子的角色，我们的一些学术戏子却忘我地走下舞台，咀嚼着西方人无聊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就迫不及待地指导实践。他们要研究人，就通过“研读”文献事先界定出人的指标，然后用这套指标去“套”具体的人，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反而不一定是人。“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同样被操作为一套程式，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革除弊端，而是服从某种特定的模式。小康社会提出之后，一些专家又开始钻研“小康社会”的指标，如果将他们的指标当作考核标准，一些虚胖的小康社会又会大量出现。很多不错的提法就是在不停的界定中丧失其精神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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