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民俗学”

                            （日本）  爱知大学  教授  周星

我从2000年4月起，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担任了几门涉及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课程。通过两年的讲授以及备课学习，现仅就这几门课程有关的涉及民俗学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感想。

我担任的一门基础教养课，是“生活文化论”，它有点类似于“民俗学概论”，主要是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着眼于当代现实生活里的各种事项和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既可能是某一国家、地域或族群性的，也可能是族际共享、跨地域的甚或是国际规模的），深入浅出地予以解释和说明。这个课程的特点是范围非常广泛，仅仅靠民俗学原理显得不够，还得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这门课程是大学本科1-2年级同学的选修课，但是选的同学非常多，最多时有250多名。我觉得，它和我们国内经常以“学科”来区分和命名课程的情形不大相同。它较为注重学生是否喜欢听，要求讲的有趣，能够帮助同学们真正理解现实生活里的各种文化问题。再有就是“生活文化”的概念，与我们经常喜欢追溯的“民俗”之“民”、或“民俗”之“俗”的定义，出现了微妙不同。我感到，可能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倾向于把民俗学定义为是一门研究一切生活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就是说，“生活文化”的概念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它甚至有可能替代“民俗”或“民俗文化”，因为一说起“民俗”，往往引起人们的联想就是过去的旧俗，而“生活文化”则不同。我觉得，要讲述这样的课程，需要有“现当代”的学科意识，拿民俗学来说，传统的民俗学自不待言，还得特别关注“都市民俗学”与“比较民俗学”这样较为现代的发展趋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民俗学也在谈论“危机”，但是他们与我们的“危机”有所不同。首先，对于日本来说，民俗学的基本任务大体上已经接近于完成了，传统民俗学的领域发生了变化，因为彻底的都市化过程已完全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毯式的民俗调查也已基本完成，几乎所有的市镇村，大都设立了各自的“历史民俗资料馆”，编纂出版了大量的民俗史志。民俗学的“田野”和对象发生了巨变，以前被认为承载着民俗的“常民”，还有所谓“常民”和“非常民”的区别，现在全都没有了，全都变成了“国民”。同时，现有的解释模式和概念感到不大够用了，于是，民俗学就感到了“危机”。这和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百废待兴的“危机”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也和他们一样面临着“现代社会与民俗学”之类的课题。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