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担的另一门课是“现代日本的生活文化”，这个课程对我来说很难，压力很大，很有挑战性。但这个课的设计是对“外国人”视角之重要性的承认。而且，作为讲授者，我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发展中的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日本社会里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包括日本人的生活文化，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的立场是坦诚甚至尖锐地批评，当然还有谦虚地学习和积极地与日本的大学生沟通。从学术的立场看，这门课得有所谓“相互的人类学”那样的立场。长期以来，在学术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些“权力”关系，像西欧人研究非西欧的社会及文化，而形成了所谓人类学一样，那其中充满了研究者一方的“霸权”。法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勒比雄，提倡“相互的人类学”，就是主张传统上被研究的国家的学者，也应该能够去研究传统上总是以研究者自居的西方国家，于是邀请中国学者去研究法国的社会及文化。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少数民族的学者不仅研究自己本族的历史语言、民俗及文化，要是也来研究汉族的社会及文化，那就很好了。我在日本大学给日本的学生讲现代日本的生活文化，显然有很多我力所不及的地方，但是我的“外国人”视角确实又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所谓“相互的人类学”，也和新近兴起的“比较民俗学”有很多相通之处。这门课使我感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现当代社会以年轻人为主要创造者的那些“生活文化”，也是具有可能成为民俗学之研究对象的潜力的。举个例子，原本只是初中女生把玩的玩具，后来则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如果它导致现代社会里新的社交模式（民俗）的出现，那么，民俗学就应该对其予以必要的关注。我承担的第三门课程是“比较文化田野工作”。这门课反映了日本大学本科教育的国际化倾向，就是说大学生需要有对海外生活文化的体验，就如同他们必须经过的现代人生礼仪的一环一般。异文化体验和向异文化学习，在日本大学，甚至在全社会都是很受重视的，这个倾向反映了日本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门课，除了讲授田野工作的一般原理外，还要带领学生到中国进行现地实习。通过这门课，先后共有30多位日本师生到西安郊区农村和城市居民小区进行了民俗学的田野考察，虽然这是很粗浅的考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有收获的。“田野工作”一词，实际上已经不是“人类学”的专业方法论了，而是成为有别于“图书馆工作”的另一个获得知识的基本方法，可以说出现了“田野方法普遍化”的趋势，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田野方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比较文化”的民俗学，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所谓“一国民俗学”之教育模式的某种突破。
说到日本民俗学，就得谈到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之在全社会和日本整个社会人文科学体系里具备了“市民权”乃至于辉煌的“新国学”一般的地位，确实离不开柳田国男的影响。关于柳田，各种介绍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其实可以说依然是知之甚少。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柳田当年为什么从“民族学”走向了“民俗学”？再有柳田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其学术的“海外影响”因素？我在日本这个学部的一位同事，留美得到民俗学博士学位后，现在致力于揭露那些曾被柳田“省略”了的西方学术的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柳田学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柳田学问的“经世致用”态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日本农民为什么贫困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反映了非常独特的日本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在战时，柳田也不是没有殖民主义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开始得到研究了，同时，其他和柳田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那样就有可能展现出一些不同的日本民俗学的侧面来。
日本民俗学曾被认为是日本人自己对于日本本土的社会文化及民俗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我觉得，它多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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