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和西方式的移植而来的人类学抗衡（如果不是“对立”、“对抗”的话）的味道。1992年我在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时，听过那里的“民民课程”，前一个“民”是民族学，后一个“民”是“民俗学”，他们把它并置，放在一起，完全没有“民俗学”弱于或者“劣等”于“人类学”的感觉。现在很多大学图书馆的分类，还有学科的分类，往往就是“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又是并置。这很值得我们玩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馆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可以说反映了它区别于具有世界文化博物馆属性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日本特性，它是由三大部门组成的，历史、考古和民俗，而且强调这三大支柱之间的“学际”研究，也就是综合性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很有象征性，也是很有深意的学科布局。在这里，民俗学是作为重新认识本国历史及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而得到重视的，说它是一门确立了地位的“新国学”，也许不算过分。但是，另一方面，民俗学又确实和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并置，甚至可被看作是同一类学科。这里面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不久前去世的宫田登教授，是对中国很友好的一位民俗学家。他的学问的特点是重新重视文献（包括各类野史、口碑等）的价值。他曾对日本民俗学进行过一些总结，比如日本民俗学里的有些命题，民俗学究竟是历史科学还是现代科学？这很类似钟老以前说的民俗学是“古代学”还是“现代学”之类的表述。与此问题关联的还有民俗学研究的素材，是“文献”还是“口碑传承”等。我以为，日本民俗学非常看重“物”的材料，他们重视物质文化研究，甚至形成了“民具学”的专门领域，日本民具学会的活动非常活跃，我以前曾两次参加过民具学会的大会，对这点感受很深。我遇到的一些民俗学家曾批评中国学者，说我们没有把很多有关民俗文物的正确详尽的知识记录和传承下来。我的另一位同事河野真教授，到中国来对那些民俗文物异常着迷，但他问我非常具体的有关知识，我很惭愧，往往无法很有自信地回答他。比如说，关于烟具，水烟、旱烟、烟枪等，那些非常具体的知识，尤其是很多细节，我就讲不大清楚。除了上述研究素材，现在还有一些民俗学家大胆借用其他各种研究手段、技术或者技巧，从而“发现”以往不被重视的民俗“事实”，例如通过某种技巧的操作，可能获得新的民俗研究资料（问卷或访谈得到的数据），进而发现一些新的“事实”。请客送礼，算是我们的民俗，但传统上我们只是这么泛泛地描述一下，如果能够得到有关请客送礼的频次、费用的比例、对回馈的期待值等，那么，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就自然能够更精确和深入一步。此外，日本民俗学的重要命题，还包括“常民”与“非常民”、从乡土研究（地方史志）到“地域民俗学”等。眼下，又有了“都市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新动向。我倒是以为，当年曾以反叛精神而提倡“考现学”的今和次郎以及他的“生活学”，似乎在现当代民俗学的发展中，出现了双方合流的趋向。所谓“考现学”，乃是与“考古学”相对而言的对于当代世风世相（诸如流行现象之类）及人们生活的研究。
曾经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我们中国民俗学界也较为熟悉的福田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思柳田的民俗学。福田教授的学问，是重视“村落”的民俗学研究。他曾对以“时间”为基轴的民俗学做过一些批评，所谓“村落”及“境界”的民俗学，实际上也就是空间民俗学的研究，是对于人们生活“世界”的研究。我国有的民俗学者多少是受他一些影响的。
此外，日本民俗学中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也都有很多积累，有的也很深化。但从我们看来，有时未免存在“细碎化”倾向。只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严谨的民俗学专题研究尚不多见的情形下，似乎不应批评此种细碎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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