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民俗学在我国乃是本土起源的一门当代学问。它和社会学、人类学等“舶来”属性较强的现代学科相比，较少“中国化”、“本土化”之类的困扰。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那似乎都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就连台湾的同行也是要说“社会学中国化”的。但是民俗学却不怎么这样说。我以为，这是很发人深省的。我国的现代民俗学基本上是本土起源的，而且它是极其富有本土学术资源的资质、潜力和前景，因此，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或者学术空间是要给予足够重视的。当然，基本上本土起源的中国民俗学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国产”，它也受到西方各时代学术的影响，现在依然需要睁大眼睛环顾国际学术，似乎相反需要有进一步的“国际”化。

在我看来，各国的民俗学多少都有民族主义作为其各自意识形态的背景。这和人类学早期是以殖民主义为其意识形态背景相映成趣。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面提出的有关柳田国男的两个疑问了。答案可能就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背景里。中国民俗学也不例外。开始时，它是富于革命性的，作为“眼睛向下”的学问或者其动向，它是与贵族主义、精英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因此我们说他有“革命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民俗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大是其策源地了。类似的还有“考古学”，记得韩国的人类学家金光亿教授和我谈起过，他说，在军政府独裁时期，很多学问是受压制的，但是考古学却是倍受青睐，可以得到很多经费支持。我们中国也差不多，“文革”后期最先获准出版的刊物便是《考古》和《文物》。表面上因为它们和政治“远”，其实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和“民族主义情结”相联系。民俗学的情形当然要稍微复杂些，它很快就由最初的反叛或革命性发展成对本国、本地域或本族民众之优秀文化的研究甚至讴歌了。显然，它背后还是有那个民族主义的背景，因此，它很适合成长为“新国学”。但是，民俗学在中国的命运确实还要更难一些，因为现代化的“科学”观常把民俗学关心的很多事象简单地定义为“迷信”，而即便是在“行”内，也依然有人分不清风水先生和风水研究者、民俗和民俗学之间的区别。记得渡边欣雄教授就曾给我抱怨过这一点，他自称风水研究者，想做关于中国风水问题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可他在中国不得不不断地给人解释他并不是风水先生。民俗学在中国面临的另一个老问题，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偏见。我们这个文明以文字为核心，而对于基本上不以或较少以文字为载体的民俗即民众生活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在国家的学科体系里得到切实的认可，这方面似乎还得走很长的路。学术界不少人一提起民俗学，就摇头，就认为“没水平”。对于这类偏见和误解，没有办法，只有做出好的研究来才行。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科学学”的命题：我们可否将某国的“民俗学”理解为是其社会及文化甚或是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民俗学都是在其特定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学问的“传统”而已。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你固然可以去学习，去了解，去借鉴，去“交流”和“对话”，甚至“比较”，但要“引进”、“拿来”和单纯的“移植”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归根结底，中国民俗学是要从中国民众生活文化的土壤里经过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努力而自己长出来的。当然，民俗学同时又是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一门“科学”，它也是有一定的国际化和学科规范化的标准的，各国同行据此是能够找到各自的知音的。

我觉得，我国目前的学术界，既有中国的本土学术传统，又有移植自西方的海外学术传统。两大类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应该认真耐心地的相互倾听和对话，而不是相互贬低。我是说新一轮中国学术的生长点，应该是建议在双方相互融通的基础之上的。在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学术理论和思潮全面涌入中国的背景下，重视发展具有本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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