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讨论唐诗和宋诗得以产生的不同社会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唐代及宋代几个代表性诗人的“学”与“养”。唐代我们以李白、杜甫为代表，宋代我们以东坡、山谷为代表。

关于李白，《新唐书·文苑传》云： 

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 

以上的叙述，完全表现出了“谪仙人”的不拘与玩世，这是唐朝士人在尽气之精神之下的表现与写真。这种情形，即便是伤时忧国的杜甫，依然免不了受其熏染。关于杜甫，《新唐书·文苑传》云：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李白和杜甫之篇什皆为有唐一代之规模，然其规模乃来自于他们才大气盛，这种才大气盛乃自然生命之光彩，尚无“学”的磨练与“养”的工夫。虽然杜甫常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别栽伪体亲风雅”，但这皆是外在的广见博闻，不是内在的静觉慧解，《白虎通·辟雍》云：“学之为言觉也”，无“觉”而徒广见博闻，此不足以言“学”，更不足以言“养”。

我们现在再来看东坡与山谷的“学”与“养”。东坡同李白一样，也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并且曾进宫为侍读。不过，李白在宫中表现的是“谪仙人”的不拘与玩世，而东坡在宋哲宗面前，表现的是儒师的刚正与温和：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宋史》列传第九十七） 

但即使如此，东坡依然遭到二程及朱子的批评，认为东坡“平时不曾向身上做工夫”，（《朱子语类》卷一三○）这表明宋代士人对心性之学的体认之切。山谷即自觉地以宋儒的人品与学识为其楷模，故他“谓周茂叔人品最高，谓程伯淳为平生所欣慕”（《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黄震《黄氏日抄》）。在这种精神祈向之下，形成了山谷如下的“学”与“养”： 

山谷生平极有道气，行事具循坊表，观其深契濂溪德器，可以想见。虽在苏门，亦为涑水、华阳所知，而于党人之林，超然不为所系，未尝偏立议论，真有凤凰翔千仞气象也。教后生子弟，谆谆以熟读书史深求义味，不可以文人自了，至真至切，不腐不迂。履患难困厄，浩然以义命自安，无纤毫陨获怨尤意。（《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杨希闵《黄文节公年谱序》）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黄山谷的确是一位修养深厚，践行笃实，胸际磊落，诲人不倦的学者，他虽以文人名世，但“教后生子弟，谆谆以熟读书史深求义味，不可以文人自了”，则从他的为人和为学的宗旨来看，黄山谷的精神气质不失有儒林之风范。其实，岂止是山谷，江西诗社诸子皆如此：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宋史》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

与义容状俨格，不妄言笑，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龙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宋史》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 

由此可见，宋代诗人因受宋儒心性之学的影响，较之于唐代诗人，多能向内在修养用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在生活上更为严肃，更为理性。虽然他们在学问上没有像宋儒那样做“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工夫做得如此深切，但他们由生活之严整持正自然要会归到修养工夫之上。故陆放翁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卷四十二）。可以说，宋代诗人的“学”与“养”都接上了心性之学的内蕴，不只是唐代诗人的广见博闻。从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不同的“学”与“养”中，我们来看他们各自的诗或诗论。 

四 

因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是外在的，致使他们的诗作多停留在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情感世界的抒发上，这两种表现方式从创作方法上说都属于模仿，只不过前者是对事实或事件的模仿，后者是对感情或情绪的模仿[6]。

就前者而言，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白居易的“讽喻诗”即是其典型代表。本来，歌咏生民艰难，社会悲苦，乃伟大同情心之表现，但他们不能由此进一步收束凝聚，“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考诸圣人哲士，推明章典文物，以见天德天理之流行，为世间立千年之人极。而其歌咏不离于一代，取材不离于一身，使其篇什终不免于史实，意境总不能开阔流长。正因为如此，杜诗遭到了杨慎的猛烈批评，认为它“直陈时事，类于讪訏”，乃“下乘末脚”，离《三百篇》之旨甚远。他说： 

《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莱”“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政，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乾”也。（《升庵诗话》卷四） 

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因人间之气运必须在人道天理中方可开出，但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不足以语此。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唐代诗人对山水的向往之情加以说明。唐代出现了不少的山水田园诗人，开启了继陶渊明之后山水田园诗的一个鼎盛时代。但他们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完全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情调，他们对陶渊明的“学”，也只是情调趣味的模仿，而不是涵养工夫的承接体认。本来，唐代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陶渊明颇有微词，他们只是在抒发愤懑时才接上了山水田园的怡情适意之趣。甚至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上，他们只学到了陶渊明的一点以诗酒自娱，如：“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李白：《游谢氏山亭》）“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三）可以说，这只是为自家的情绪找到了倾泻的通道，而于人生社会没有任何内在的觉解与证悟，此时的这一情绪倾泻完了，使生命稍得休息，到彼时的那一情绪形成，复作别一般的倾泻，如此反复无已。这就如同卡西尔所说，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快乐或哀伤，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7]。另外，唐代诗人之寄情山水，很多人只不过取“终南捷径”，希望得到朝廷的征引，这进一步说明了唐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只是一点情调在生活中浮泛飘荡，而不是精神之实的内在体认。然宋代诗人之所以推崇陶渊明，乃在于陶渊明的为人体现了“闻道见性”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就不仅仅是对山水田园的一点向往之情可以限定的了。因此，宋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并不是要去学其山水田园之情，而是学其“闻道见性”工夫，既如此，则名为学陶渊明，实则是明心、见性、体道。由此而接上了宋儒的心性之学，从而使其性情不只停留在主观的生活风姿之上，而是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

正是宋代诗人把他们的性情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形成了其性情的规定性，这恰与唐代诗人的性情形成一鲜明的对比。唐代诗人无论是在事实的描述或情感的抒发上，皆表现为有形下的工夫，而无形上的涵养，能博之以文，未能约之以礼，博学而识之，而不能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不能在生命中开显出一个客观性的“道”或“理”，以为他们的性情的规导限定原则，这样，他们的性情完全是主观的，无内在的收煞凝聚。唐代诗人追求所谓奇、险、怪的诗风，即是他们的性情因无“体”而松散飘荡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宋代诗人的“学”与“养”。说到宋诗，就不能不说到江西诗派；说到江西诗派，就不能不说到他们之学“杜”。江西诗派学“杜”固不假，然若仅知于此，必小视江西诗派之所以为江西诗派。因为在文学上能开宗立派的，必不止于外在的“学”，其必至于内在的“养”，因外在的“学”只是形式的模仿，这种形式的模仿必沉陷在外在规范的机括之中而不能超越此规范的障壁以至于自身的圆融条畅，故必在内在的“养”中使外在的规范消纳融通，以完成此宗派自身的性格。所以，对于江西诗派，须于内在的“养”中来加以考察。实际上，江西诗派正是从内在的“养”中来发表他们对于诗的见解与主张的。例如黄山谷，他论诗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指归，以修养践行为极致。山谷说： 

 致远者不可以无资，故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又当知所向，问其道里之曲折，然后取途而无悔。钩深而索隐，温故而知新，此治经之术也。经术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学而详说之，极支离以趋简易，此观书术也，博学者，所以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后载司南以适四方而不迷，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在父之侧，则愿舜、文王。在兄弟之间，则愿如伯夷、季子，可谓行其所知矣。（《黄庭坚全集》之《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十九《与潘子真书》） 

正因为体悟到了山谷的诗乃从内在的“养”中来，故宋·洪炎曰：“大抵鲁直于文章天成性得，落笔巧妙，他士莫逮，而尤长于诗。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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