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人，正是通过内在的“养”的工夫，不仅化除了外在的形式格套，而且把主观的“情”提撕为客观的“性”（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性”）。此“性”不止是“情”的规范，实则是“情”之“体”，而他们的诗乃是一种承“体”发用。所以，同样是诗以道情，唐代诗人所道之情乃诗人的主观感受，但宋代诗人却是道“性”之情。王船山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明诗评选》卷五）此即是说，只有道“性”之情，才能至天理、王道、事功，即形上形下的贯通；若仅道外在的见闻或主观的感受，要么是浅显的事功主义，而不见天理人道，要么是一点个人情趣而玩弄光景。此皆有失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风雅”诗教。

 五 

那么，宋代诗人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所成就的诗，表现出怎样的风格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则须问：儒家的心性之学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精神之姿？因为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所成就的诗，其风格就是这种精神之姿的呈露。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或境界，宋明儒者往往以“曾点之学”美言之。“曾点之学”即是《论语·先进》篇中曾皙所描述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境界，对于这种精神境界，朱子的诠释是：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之六·先进第十一》） 

此即是说，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而达至的“从容如此”，“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而决不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者然，规规于事为之末。前者境由心出，物物而心物俱泯，故疏宕虚灵；后者境由事出，物于物而不离于物，故重浊而实。疏宕虚灵的精神境界，即是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庄子所说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这种精神境界若表现在诗中，其诗的风格就是素朴雅淡、平易简远，而这种诗的风格在宋代各大诗人的诗或诗论中都能见到： 

龚啸云：“去浮靡之习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宋诗钞·宛陵诗钞》）

刘后村谓其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屈为吴体，则极平夷妥帖，盖宋初始为大雅，于古朴中具灏落渟蓄之妙，二家所同擅。（《宋诗钞·沧浪集钞》）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崑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清·何文焕、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统编》之叶梦得《石林诗话》）

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畜。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

东坡尝有书与其姪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清·何文焕、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统编》之周紫芝《竹坡诗话》）

黄豫章诗，真有凭虚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尝食烟火食者，唐人盖绝未见有到此者也。韦苏州之高洁，亦须让出一头地耳。试具眼参之。吾若得一片静地，非特断荤，当须绝粒矣。盖自觉与世味少绝矣，然非为作诗计也。（《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唐顺之《书黄山谷诗后》） 

以上所列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是有宋一代诗坛之姣姣者。他们的诗之所以均趋向于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正是因为他们都接上心性之学的内在的修养工夫的结果。所以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可以说是宋诗的基本风格，而这种风格也正是陶诗的风格。因此，“渊明文名，至宋而极”[8]，不是没有理由的。但须要指出的是，宋代诗人之所以能肯认陶诗的风格，乃是由内在的修养工夫的推扩而承接上去的，而决不如唐代诗人那样，仅凭一点山水田园之趣去承接陶诗。这样一来，宋代诗人由心性之学的内在修养工夫而成就的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风，岂能是一点山水田园之趣所可限量的。因为心性之学是一种精神之全，在这里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而山水田园之趣只不过是“百家众技”，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只“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这正是宋诗在精神风貌上超越唐诗之所在。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追问：宋代诗人由心性之学的内在修养工夫而成就的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风，何以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呢？诗歌要“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其必温润含蓄。但诗要表现温润含蓄，必在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中，因为凡“有”即有限制，其蕴涵性便小，而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已趋向于“无”，这里没有限制，其蕴涵性便随之而大，故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一章》）同样，儒家讲“达于孔乐之原（本）”的最高境界是“行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孔子闲居》）。礼乐之本的蕴涵性靠什么来表现呢？就靠“行三无”，因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蕴涵性是最大的，有无限的妙用。可见，诗歌的温润含蓄只有在素朴雅淡、平易简远中表现才能尽其性。因此，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是中国诗歌的极致，即所谓“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也。但应该说，要达到诗的这种极致，并不是靠诗人的外在的艺术追求或情趣便为可能的，而必须依内在的修养工夫，把诗人的性情提升至客观的“性”，这个客观的“性”——如前所述——即是情之“体”，而这个“体”是具有无限妙用的精神之“体”，用庄子的话说，即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只有在这种精神之“体”中，温润含蓄才不至于滑入“沉密”，而是“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朱熹：《跋刘叔通诗卷》）而素朴雅淡、平易简远亦不至于流于“浅近”，而是“始皆极于高远，而率反就于平实”，（朱熹：《张南轩文集序》）此即是由“本”而及“宗”的“调适而上遂”也，在此，“理”即是“情”，“情”即是“理”，“情”“理”不分，因“理”调适而上遂为“性”之“理”，“情”调适而上遂为“性”之“情”也。若无“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精神之“体”，仅凭一点外在情趣的飘荡翻腾，则温润含蓄必滑入“沉密”，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必流于“浅近”，何能“调适而上遂”也哉？在此，“理”是“理”，“情”是“情”，“情”“理”两分而不能调适而上遂为“一”。世人不明乎此，而谓诗乃言“情”而不应言“理”，进而贬斥宋诗，则其对此精神之“体”全无体悟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最后结论，宋诗对唐诗的超越，说到底，就是内在修养的超越，实践工夫的超越，精神体认的超越。当然，内在修养、实践工夫和精神的体认是一艰难的体认修习过程，所谓“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若体认不足或工夫不够，常表现为理性的拘执，甚至干瘪的说教。但这只能说诗人的心性修养不足，若徒云诗乃言“情”而不应言“理”，则必埋没宋诗之价值。 

注释：

    [1]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9-79页。

    [2]宋代偃武修文，优礼文人，尊重士子，太祖立不杀士人之誓，且“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王夫之：《宋论》卷一），使知识分子不仅品格自尊，且由此获得济事安民之志。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愈提倡儒家的人格修养，道德精神的意义，尽管他对此的体会和所下的工夫没有宋明儒那样深切笃实，使他仍不免“戚戚送穷，淫词不忌”，而招致王夫之的不满，但在有唐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韩愈依然是特出者。

    [4][5]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97、166页。

    [6][7] 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181-182页。

    [8]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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