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所走的内省证悟之路可谓体会尤深。所谓内省证悟之路，就是从生命的念愿或生活的情调本身处来谈文化。下面简单序列现代新儒家对文化的看法。

梁漱溟说：

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6]（P352）

钱穆说：

什么叫文化？简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是我们大群集体人生一总合体，亦可说是此大群集体人生一精神的共业。 [7](P61)

牟宗三说：

文化，若从文化生命之基本情调方面说，实在不能问“在哪里”（即外在成就——笔者注）。这正如耶酥所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只在你心中。 [8](P44)

贺麟说：

就是广义讲来，文化（包括自然在内）是道的显现。但严格讲来，文化只能说是精神的显现，也可以说，文化是道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出来的价值物，而非自然物。换言之，文化之体不仅是道，亦不仅是心，而乃是心与道的契合，意识与真理打成一片的精神。 [9](P8)

徐复观说：

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由自觉而发生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即价值判断）。……所以，谈到文化，总是精神上的东西，其起源总是起于人性对生活之自觉。[10]（32）

最能体现从内省证悟之路来谈文化的是唐君毅，他说：

故吾人欲了解人之文化活动，必先透入人之精神或人之理想之本身之了解，视此精神理想为决定人之文化活动之第一因，而不能以人所接之现实环境，为决定人之文化活动之第一因。

唯吾人所谓精神虽非只为一主观心理，然精神之所以成为精神，要必以心灵之自觉的肯定或任持一理想，而有实现理想实现价值之志愿为主。[11](284)

以上所列现代新儒家关于文化的论述，虽分疏上容有差异，然大体思路可谓基本一致，即都是从内省证悟之路来谈文化。从内省证悟之路来谈文化，可于当下的活泼生命中体认一个精神之全，这个精神之全是妙用无方，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它可以表现为文化，但却很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中全盘实现。孔子所说的“予欲无言”及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表示他们已体认到用具体的历史文化表现精神之全的无奈。因此，同这个精神之全相较，人类具体的历史文化都是有限制的和偏枯的。从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是走的向外分解自然的路而发展出了科学系统，但却遗忘了价值系统；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是走的向内回护生命的路而发展出了价值系统，但却遗忘了科学系统。可见，走内省证悟之路而体认出一个精神之全来谈文化，一方面可不至以偏概全，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高明的文化而自傲，不尊重甚至压制别人的文化；另一方面不至自暴自弃，以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而否定之，不加限制地去盲目接引别人的文化。由此可知，具体的历史文化系统通过相互补充和借鉴，是可以日趋完满而臻于一个相对的整一的，而不会是像斯宾格勒那样，认为具体历史文化系统的方生方死是命定而不可移的，也不会像卡西尔那样，从一个具体的有限制的历史文化系统中反显上去去谈人生的丰富性和理想主义。

因此，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谈，即历史性层面和整全性层面。文化的历史性就是把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说明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生现实中的存在方式亦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文化的历史特性的规定层面，历史性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的文化相联系，展示了文化的差异性，亦即人的文化存在的差异性。” [2](P101)所以，在文化的历史性层面，可以谈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的成就、特色，同时亦可谈其限制与不足。文化的整全性就是人于生命之中体认出的那个精神之全在文化中的实现，这时人类各具体的文化出现了大融合而趋于一个统一的文化，但这个统一的文化尚未出现，故到目前为此，文化的整全性还是一个理念，它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理想和目标，随着这种理想和目标的实现，人生的丰富性才在人的具体历史存在中落实下来，人在此时的存在方式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这便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那么，为什么现代新儒家认为惟有在内省的证悟方式中，文化才能由历史性层面而臻于整全性层面呢？下面以徐复观为例，通过对文化的历史性层面的限制与不足，以及如何被超越与克服的探讨，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探讨文化之方式的价值。从而也进一步解明了何以现代新儒家尽管认为中国文化有诸多不足，却依然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基本思想。

三

关于文化，作为现代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明确地将其分为整全性层面和历史性层面：

这个问题（即文化——笔者注）我们可以从两层去了解它。就第一层说：无论文明、文化，都是人造出来的，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故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分别。就第二层说：人的本质没有分别，但人在成长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便出现许多形态不同的人。文化的本质没有分别，但人性是个无限的存在，有无限的可能性，文化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条件不同，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有的发展偏向这一方面，有的发展偏向那一方面。[11](P2)

这里徐复观正是切就文化的整全性和历史性来谈文化这个问题的。文化的整全性就是人性的无限性、整全性，这在“理”上说，没有差别。但人性的无限性、整全性在现实中落实下来，却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差别，这便形成了文化的历史性。具体地说，就是文化的中西之别、层级之别等。在文化的历史性层面，当然有成就与特色，但亦有限制与不足。既有限制与不足，就应该克服和超越，也就是说，文化应逐渐由历史性向整全性升进。那么，这种升进如何可能呢？这在徐复观看来，必须经内省的证悟之方式始为可能的。关此，徐复观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以及如何克服各自的不足，文化的层级之别以及如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升进两个方面加以了解说。

关于中西文化各自的不足以及如何克服升进的问题。徐复观认为，这只能从各自的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分析开始。尽管“在很长的历史中，文化总不会完全作单线的发展。但在人类未自觉其本身缺憾以前，其活动总会无形的受此一基本性格之局限”。[10](P42)这就是说，中西文化在各自的基本精神性格之下，形成其各自的成就、特色，亦形成其各自的限制与不足。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性格在于：西方文化主要源于希腊的好奇精神，并由此形成了科学传统；中国文化主要源于周初的忧患意识，并由此形成了道德传统。具体到中西文化来说，西方是科学系统发达、价值系统萎缩，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因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中西双方应作各自不同的努力。

对于西方而言，要加强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建设，主要应该重视道德问题。徐复观认为，道德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未得到真正的落实而生根，西方虽自苏格拉底始便开始重视道德问题，但却是以知识的态度来讲道德，其对道德的要求实际只成为对知识的要求。至于基督教，徐复观认为，道德在那里依然没有生稳根。所以，西方文化中科学系统的限制，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道德建设问题，其表现为人类理想的磨灭；从现实上讲，是一个人格修养问题，其表现为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据。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文化中的科学系统的建设，主要应该重视知识问题。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从内在精神来说，虽不含反科学知识的成分，但因其走的是与自然过分亲合的路，其成就的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而发展不出科学知识。中国文化之所以不能成就科学知识，依徐复观的看法，乃是中国文化是从仁性、道德性的涵融方面去阐发人性，这只是人性之一面，而人性之另一面，即知性的概念、法则方面在中国文化中被忽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中，政治的客观性、法则性不能见，民主政治始终不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义便是主权在民，实行民治原则。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虽屡屡讲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即政治上的权力应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但因客观性的民治原则不能出现，故对于人民如何使用政治权力，始终不能有积极的建构。这样一来，实际上的情形是：政治上的权原完全操持在人君一人之喜怒哀乐之上，致使中国文化中关于政治的伟大理想与悲愿，至多只能起到修正、缓和专制毒害的作用，这虽然在最低限度内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的时代，但这毕竟是这种伟大理想和悲愿的委屈。

中西文化的这种各自不同的优长与不足，形成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个性，即文化的历史性层面。之所以形成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乃因为人性向一面作偏至的自觉的结果。那么，文化的个性即历史性层面如何向文化的共性即整全性层面升进呢？徐复观认为，“文化的个性，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12](P22)此即是说，文化由个性向其共性升进，即文化的创造和新生，乃是在个性中创造和新生，即依傍于内在的个性自觉，而不是依傍于疏离于个性之外的外在模仿。简言之，升进是在内在自觉中升进，而不是在外在模仿中升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才说个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死物，而是一个创造的核心。徐复观正是依着这种思路来谈中国文化的升进问题。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不足和限制乃在于缺乏科学知识，但这种限制与不足只是人性之暂时的未觉，并非科学知识乃根本与中国文化不相融之异物。他说：“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没有科学，只是由道德实践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发展；由道德的主体之重视不知不觉地减轻了事与物的客观性之重视。但是这种限制与减轻，并非出于道德本身之必然性，而只是由开端时精神所向之重点不同，遂由人性一面发展之偏而来的。不自觉科学的成就，是人性另一面的成就。”[10](P60)因此，要在中国文化中开发出科学知识，只须使这个未被觉者被觉即可。他说：“由知性的发展以成就科学，因此而可以满足博施济众之要求，亦即所谓道德上的要求。……这将是孔孟程朱陆王所欢欣鼓舞去学不厌诲不倦的。其所不同于西方者，将只是勉励大家以仁心来提撕科学，使无善无恶的科学，只在完成人的道德上发生作用，而不致利用为反道德的工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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